杜预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

杜预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还向王濬表示，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并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建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业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业、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晋武帝司马炎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之后，终于以六路大军，水陆并进，直捣东吴京师建业，一举灭亡了东吴政权，使中国自东汉末年开始长达九十年的战乱和三国鼎立纷争的局面宣告平定，中国又重新统一于一代新的封建王朝治理之下，这一统一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社会前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国五十七年、占据长江天险、拥有大军共二十多万的东吴政权。为何在西晋王朝的一击之下，便冰消瓦解，虽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吴国自末帝孙皓当政以来，昏庸残暴，任意杀害臣民，动辄扒皮，挖眼，惨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间谣传章安侯孙奋应成为天子，孙皓便将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统统处死；豫章太守张俊因替孙历之母扫墓，也被孙皓下令车裂，吴中书令贺邵因中风，不能说话，数月无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后，割断他的头，加以焚烧。孙皓还特别重用奸佞谄媚之徒，张俶因常进谄言、诋毁别人，十分被宠信，多次升官进爵，成为司直中郎将，进封侯爵，于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间互以私利为目的竞相诬谄的混乱局面，致使监狱暴满，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气氛。

孙皓还特别憎恨胜过他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口才捷利，雄辩超众，孙皓便借故收捕张尚，欲处极刑，公卿以下一百多人叩请孙皓减免张尚的罪行，孙皓当时假意应允，但将张尚送至建安后，终于将他杀死。孙皓每次宴会群臣，都强令大臣喝得烂醉，然后再让他们互相告发罪行，或立即处死，或剥下面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如此一个统治集团，自然四分五裂，人心丧尽，这就不能不从政治上注定东吴政权的必然失败。

当然，司马氏统治的西晋，也并非什么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败程度稍逊于东吴而已。然而作为西晋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在发动灭吴战争之前，与东吴孙皓类比，则尚属稍具政治头脑之士。因而，西晋的统治集团便远较东吴统治集团为强，它依靠一批谋臣良将渚如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的辅佐筹策而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是自古以来兵家重要的战略思想。司马昭在灭蜀汉后，便明显地暴露了进一步并灭东吴的企图。对此，吴国的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多次向吴主孙皓建议加强军备，增强沿江战略要点的防御力量，切实防止西晋的突袭。公元272年，吴建平太守吾彦发现长江上游飘来大量木屑，便预知了晋正大造舰船准备顺江东下灭吴的企图，向吴主孙皓建议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军兵以塞其冲要。”公元274年，当吴国大司马陆抗病重垂危之际，又向孙皓建议，将长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八万以巩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备。但这些关键性的建议均被孙皓置之不理。

而晋则在灭掉蜀汉之后，立即着手稳定内部，增强经济实力，力求富国强兵，利用17年的时间，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西晋特别针对东吴占据长江天堑的有利地势，接受曹魏时期“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的教训，以将军王濬在蜀地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做好顺江东下的一切作战准备。这样，便使本来已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实力诸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西晋，如虎添翼，为夺取灭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东吴统治集团临战前多年，既失之干对西晋战略动向的研究，失去了针对西晋的战略企图采取相应对策的宝贵时机；又在战略指导中着着失误，致使拥有二十多万大军，占据半壁河山的东吴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即被西晋横扫而亡，这在古代战争史上成为不多见的惨败记录。本来，东吴并非居于绝对的劣势，即令是战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假如能在临战中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也不致于如此迅速的彻底灭亡。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东吴只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晋的推进：一是立即增强长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带的防御力量；另一条是集中兵力于建业附近，加强沿江守备，以逸待劳，坚决阻止晋军渡江登岸。可惜东吴统治集团缺乏起码的战略决策头脑，计不及此，致使西晋王濬的水军顺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地，迅速与其东面的三路大军胜利会师于建业江面，对东吴京师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吴丞相张悌所率的三万精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不顾部将沈莹的劝阻，拒绝在江上机动御敌而渡江北上，这对濒临陷落的建业危局无疑于釜底抽薪，帮了晋军的大忙。

司马炎对灭吴战争的战略策略的运用则是相当出色的。战前，多年来西晋便采取了瓦解东吴军民斗志的一系列策略，临战中它又进行周密的作战策划和部署，以六路大军东西对进，三面齐攻，有主有从，战略上的协同和配合环环相扣，甚为默契，做到了计而后战，稳操胜券。

吴军士气的低落由来已久，这是其政治极端腐败、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战前便不断发生吴军将士投降西晋的事件；当王濬军顺流东下，吴主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前往抗击王濬军时，张象军一见西晋军的旗号便全部投降了西晋；吴将陶浚奉命率军二万与晋军作战，要出发的前天晚上，部众也逃散一空，吴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晏等人未等晋军逼近，便主动交出符节印信而降。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吴军军无斗志的惊人状态，这样一支军队自然无法与晋军相匹敌。

晋灭吴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突破长江天堑的江河进攻战。此役创造了水陆俱进、多路并发、顺流直下的大江河进攻方略，结束了东汉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局面，亦为后世用兵长江提供了借鉴。在晋灭吴的战争中，西晋准备充分周密，战略指挥正确，作战部署得当，所以取得了胜利。王濬率的水军对这场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千里长江天堑是难克服的障碍，何况吴国以舟楫为舆马，水军向来强大。曹操败于赤壁；曹丕攻吴，临江而返，都因受限于长江。司马炎接受了这些教训，编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支水军从巴蜀启航，沿江东下，破铁锁，除铁锥，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只用40多天就驶抵建业。然后又不失时机地配合步兵发起总攻。终于迫使吴主孙皓投降，灭亡了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