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0年（泰始六年），吴国在荆州的都督换上了名将陆抗。陆抗驻乐乡（今湖北江陵西南）后，便上书说：“为臣听说君主德行相等，而民众多者胜过民众少者，国力相等，则安定之国制服混乱之国，这大概是六国所以被强秦兼并，西楚所以为汉高祖打败的原因罢。如今敌国跨据四方，并非只有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只鸿沟以西的土地而已。我国外无盟国可援，内无西楚那样强大，政务缺乏生气，百姓不得安定，而议论国事者所依恃的条件，只不过大江高山，围隔着我国的疆域，这不过是守卫国家最次的条件，不是明智之人首要考虑的事情。臣下常常追忆战国各国存亡的迹象，近观刘汉王朝灭亡的征兆，考证典籍，应验实事，深夜抚枕不能入睡，面对饭菜忘记进餐。从前匈奴未被破灭，霍去病辞却皇上为他所造府第；汉朝治国之道未得完美，贾谊为之悲哀哭泣。况且我为王室血缘所出，世代蒙受光荣的恩宠，个人的身名安危，与国家休戚相关，生死离合，义无苟且，早晚忧虑，想到这些就十分心痛。奉事君上的道义在于犯颜直谏而不欺瞒，身为臣下的节操不在屈膝卑躬而殉节，谨陈当今急务十七条如左。”十七条失去原本，故此不作记载。

当时宦官何定把持大权，干预朝政。陆抗上书说：“为臣听说创建国家、继承家业，不用小人，听小人谮谗，用奸邪之才，《尧典》对此作过告诫，因此诗人为此写诗怨刺，仲尼为此而叹息。春秋以来，降至秦汉，朝代灭亡之征兆，没有一个不是由此而起。小人不明治国之道理，见识浅陋，即使他们竭尽心力保全名节，也不能胜任，更何况这类人向来颇存奸邪之心，爱憎情感变化无常！如果害怕失去他们，则此类无所不至。如今委他们以朝廷重任，借他们以专制权威，还希望出现和乐的盛世之音，清明纯正的社会风气，这是绝不可能之事。如今任职官吏，特殊才能者虽少，然而他们或是王室贵族的后代，自小受到道德教化的浸染，或是清苦自立之人，其资质才能值得任用，自然可以根据他们的才干授官任职，以此抑制、黜退小人，然后社会风气才可纯净，朝中政务不致沾污。”但不为吴主孙皓采纳。

吴主孙皓用诸将之策，多次令吴军入侵晋国边界，使百姓疲弊。陆抗认为有弊无利，便于公元272年（凤凰元年）上书说：“为臣听说《周易》重视顺应时势，《左传》赞美伺机进击，所以夏桀罪孽甚多商汤王才出兵讨伐，商纣荒淫暴虐周武王才授钺出征。如果时机不到，则商汤王宁肯被囚禁于玉台作忧伤的思虑，周武王宁愿在孟津撤军而不作轻妄举动。如今我们不致力于富国强兵，勤勉农耕广积粮食，让文武人才得以施展运用，百官衙门公署不得玩忽职守，使黜陟分明以激励各级官吏，使刑罚得当以表明劝惩奖抑，以道德教育各级官吏，用仁义安抚全国百姓，然后顺承天命，利用时机，席卷天下。如果听任诸将舍身求名，穷兵黩武，功辄耗费数以万计的国家钱财，使士卒困苦憔惫，敌人并没有因此衰败，而我们自己却已困乏不堪！如今只去争取帝王的资格，而被小小利益遮障双眼，这是臣子的奸恶，不是为国之良策。过去齐、鲁两国交战三次，鲁国胜了两次而很快就灭亡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两国大小实力强弱不同。何况如今用兵征战所获得的战果，还不能补偿所遭受的损失。况且依仗兵力没有人民的支持，这是古代已有的明鉴，实在应暂停出兵征战的计划，来积蓄军民的力量，静待时机，就不会有什么悔恨的事发生。”但孙皓依旧不采纳。

后陆抗闻武昌左部督薛莹征被捕下狱。陆抗上书说：“才德出众者，国家之瑰宝，社稷之财富，各种政务有了他们才有条理秩序，四方人才有了他们才能教化成德。已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都是当世优异人才，一代显著人士，他们起初蒙受主上恩宠，从容任官行职，而后来不久即被诛杀，有的被灭族绝嗣，有的被弃荒远之地。《周礼》上有赦免贤人之刑法，《春秋》里有宽恕善人的义理。《尚书》有言：‘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犯成法’。王蕃等罪名尚未被确定，即被处以死罪，他们心怀忠义，却身遭极刑，岂不令人心痛！且受刑死去，本已无知觉，竟然还要将其焚尸扬灰，抛尸流水，露尸水边，恐怕这并非先王之正典，或许为甫侯立法时所要戒免。因此百姓哀痛惊惧，士民同悲。王蕃、李勖已死，后悔已来不及，我诚恳地希望陛下赦免楼玄出狱。而近闻薛莹又遭逮捕。薛莹的父亲薛综曾为先帝献策，辅佐过文皇帝，到薛莹继承父业，注意品行的修养，如今坐罪，实属可以宽恕。为臣担心有关主管官员不知事情详情，如再将他杀害，更加失去百姓的期望，乞求主上施恩，原谅赦免薛莹的罪过，哀怜众犯，清澄法纲，则是天下的幸事。”

陆抗虽多次上疏陈言，以匡不逮。但均不为孙皓采用，陆抗鞭长莫及，也只好恪尽职守，慎保边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