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核心主张就是中央集权、讲求实际、与时俱进。曹操的做法，这三条全都符合，他毫无疑问是在重新启用法家的主张。所以说在那个讲求名声的年代，曹操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

曹操去世以后，很多士族开始重新讨论用人到底应该是重德还是重才，在曹操已经明确提出以才用人的情况下，这种讨论实际上就是在质疑曹操的用人制度，然后推翻它。到了曹睿时代，东汉时代那种名士互相标榜，然后组成名士组合的现象，再次大量出现，曹睿把夏侯玄、诸葛诞这些号称“四聪八达”的*全体撤职，就说明即使到了曹睿时代，曹魏帝国官方仍然坚决的贯彻了以才用人的制度，坚决不允许东汉末年那种以名取人的现象再次死灰复燃。

但是，尽管曹魏皇室非常不愿意有人挑战曹操时代传下来的老传统，但这种老传统实际上已经无法维持了。

首先，曹操时代基本上是战争时期，而到了曹丕、曹睿时代，三国已经鼎立，战争早已经大大减少，这个时候，更需要听话顺从的忠臣孝子，而不是诡计多端的谋士智将，这么看来让人乖乖做事的儒学，更能维护国家的稳定；

其次，士族已经在实际上占据了这个帝国绝大多数的官职，而且绝大多数士族，又都出身儒学世家，让他们不谈儒学思想、不谈道德万能、不想恢复以德用人的老法子是不可能的；

最后，也是最无奈的，曹操以才用人选拔官员的方法，说到底和东汉以德用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两汉时代是依靠被推举者的老乡和家乡名士所反映的社会舆论来选拔官员，曹魏时代则是依靠和被推举者是老乡的中央官员直接评价，但不管是家乡首领、家乡名士、做中央官员的老乡，对于任何一个州、郡来说，其实都来自于极少数的那几个家族。用一句话来说，曹魏帝国不管用什么标准、用什么方法、用哪一拨人来负责选拔官员，都离不开士族，这个国家已经被士族绑架了。

所以在曹**后，曹魏帝国在治国思想上很快又陷入空前混乱，曹丕颁布九品中正制以后，国内由名门望族转换来的士族们，在治国思想上也逐渐分成了三部分：法家派、儒家派、道家玄学派。

法家派当然是继续跟随曹操的思想，大力提倡君权至上、用人重才。但是，这类人非常少，原因很简单，曹操时代招收的绝大部分人才还是强调道德万能的儒学家族，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他们的实力再次快速恢复，在曹**后，他们又开始老调重弹，又开始提倡起儒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儒家派。

但是，儒家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削弱，已经无法重新得到所有士族的认可，士族们讲究的是家族利益至上，曹操中央利益至上的法家思想他们当然不会认同，而儒家的治国思想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在法家和儒家思想之外，开始思考一种新的治国哲学，他们希望用这一套新的思想，来为现实服务，来为现在已经逐渐掌控曹魏帝国政权的士族利益服务。

就这样，一种全新而又古老、合理而又荒诞、高深而又浅薄的思想，开始在混沌之中诞生，并影响了整个西晋王朝、甚至是这个王朝身后的百年。

这就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