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休以赵俨为军师，统张辽等及五州二十余军出征，这五州分别是扬（州牧为曹休）、青、徐（注21）、兖（刺史为王凌）和豫州（刺史为贾逵）。赵俨办护军的职务是相当出色，赤壁之战前张辽、乐进和于禁“诸将任气，多共不协”，结果赵俨“每事训喻，遂相亲睦”，所以在协调各个部队方面上是一个相当有信服力的理想人选，整场战役期间各军之间也没有发生互相排斥的情况。而且襄樊之战中看出曹操会放走关羽让刘孙两家此战，战略眼光相当不错，很适合辅助曹休。本来最有威胁的魏将理应是在合肥之战中“威震江东”（注22）、“虽病，不可当也，慎之！”的智勇双全之名将张辽，不过这五子之首正如孙权所说，已病了，顺流至广陵郡的海陵县（注23）但并无渡江，最后还死于江北的江都，所以这战魏方的主帅是曹休和领兵渡江的臧霸。

曹休其人远非日后石亭之战时朱桓口中的“非智勇名将”，他以亲戚见任这点不假，因为正如前述，曹丕要用宗亲和亲信来控制军队，但非名将这点就绝对不是了。之前的袭芜湖可能会被说是不过小战胜利，但更之前的下辩之战，曹操对他说：“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曹洪闻此令亦委事于曹休。他看出万人敌张飞不过是虚张声势，无法断己军之后路，更可以趁他们未集结前先破吴兰军，结果蜀汉的两个名将张飞和马超就因为被曹休先破吴兰，被迫退兵。

曹休之勇虽然看不出，但领兵打仗的能力还是有的，再加上曾用兵扬州，也称得上是适合的统帅人选。何况还有在吕布军和打濡须时合作多时的张辽和臧霸为副（臧霸对吴的功绩，见前文）。

吕范则领五军迎击，吕范征战时间不短，但基本上都是从征为主；陆机后作《辩亡论》，其中一句是说：“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他们虽然都是能文能武，但打仗还不是其所长，所以这路吴军，主要是靠吴人水战的优势以及其副将全琮、徐盛开战时天公造〔美〕，十一月长江刮起大风导致“（吕范）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像吾粲与黄渊队所活者仅百余人，最终损失达数千人。吕范、孙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从新市增援的贺齐助守。

身在宛的曹丕便诏敕诸军促渡，此时曹休不是再像延康元年那样从牛渚登陆，而是顺流至海陵，再从臧霸以前的豪语：“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遣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京城（今江苏镇江），取得“烧攻城堑，杀略数千人”的战果（注24）。青徐水军早于建安十三年左右已经存在（注25），当时刘备已怀疑青徐水军能到达樊口，由此估计青、徐水军有一定的实力；臧霸所领的当是其青、徐本部。

《吴主传》云：“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吴录》则记载孙权日后对出使吴国的邓芝说：“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再根据张泽咸先生和朱大渭先生推断“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鲂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迁丹杨西部都尉。”为黄武初发生的（注26）；步骘在刘备败退后约半年内就讨平“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从以上资料可以得知当时的山民作乱的确是牵制了部份吴军，造成了江边守备不足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如顾祖禹所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牛渚与采石俱在江东，不过里许）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注27）可能这是这一原因，全琮先前等人还以为曹休又会像上次出历阳后取道牛渚袭芜湖，结果被臧霸“数以轻船钞击”成功奇袭“军营相望”的京城。

此后全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徐盛“收余兵以少御多，敌不能克”，终于又有数千魏军出江中，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也许就是与臧霸一样为青徐豪杰、魏东莞太守的尹礼尹卢儿；东莞郡曾经是徐州一个郡，故尹礼参战是完全有可能），杀获数百，大败后终有小胜。

他们二人也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了，全琮的耻见于前文所述的为曹休渡江击破；徐盛之丑主要发生于合肥之战，当时他为张辽军突击身受重伤，连牙旗也丢了（《太平御览》原文作牙并收录进牙部），败退期间还让潘璋斩逃亡的部曲使回战，这真让以“勇气以闻”的他尴尬（详见《贺齐传》和《潘璋传》）。

不过他们能以战功替自己翻身，总比因襄樊一战而降，弄至晚节不保的于禁幸福了，起码孙权还给予机会让他们翻身，不像曹丕那样令于禁北诣邺谒高陵，让他看见陵中的画“庞德愤怒、于禁降服之状”，最终惭愧愤恨，发病而死。正如司马光所说：“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注9）这里也可看出曹丕和孙权在御将和气量上的高低。

至于孙朗（裴松之已推断出《江表传》中的孙匡实为孙朗）“违吕范令放火，烧损茅芒，以乏军用”这事（最后被孙权不称其为兄弟，终身禁锢）到底是发生在战斗的哪一个阶段，史料不足考证不出。

此役的战果肯定不是如《魏书》所引，曹丕其后的《丙午诏》所讲的“斩首四万”那么夸张，因为当时的吕范军也没这么多人，但日后孙资评彭绮的成事机会时引述：“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万个，数日间船人复会”（注28），倒极可能是事实，因为事隔数年，资料得到整理；也和《吴主传》所言的洞口数千（一部份被吹至北岸的吴军为魏军所杀与俘虏）以及徐陵数千，合共一万，不太矛盾，反过来说吴军总阵亡人数不会超过一万。但吕范最初只是领五军迎敌，再加上像贺齐日后增援的若干兵马，伤亡率还是不低。

此战虽然胜多败少，但正如饶胜文先生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注29），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日后诸葛恪东关之战胜利后扬言侵青、徐，傅嘏认为：“淮海不是贼敢于轻行之路，又当年孙权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于洪流，以图侥幸呢？所以诸葛恪不过是遣素习水军的小将率偏师，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军，诸葛恪亲自领大军来向淮南。”最后也如他所言，诸葛恪只是北取合肥新城。

濡须坞之役

濡须坞（今安徽无为以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不止是三国时期魏吴之争的焦点，就算是日后南北朝也是围绕寿春至合肥一线拉据，濡须与附近的东关都是南北政权必争之地，吕祉在其《东南防守利便》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尽管如前述，曹休成功从横江渡江至牛渚，但总规模也不过是一千人左右；全军东至徐州的海陵，也仅仅轻船五百、一万敢死的规模，这样的兵力规模根本不足以讨灭孙吴，两次也只是停留在越江抄掠，根本还没有条件攻城占地。

自涡水、颍水入淮河出肥水，再越巢湖出濡须水，恐怕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地理与科技水平的大规模用兵方向，而且从建安五年刘馥单车造合肥，开垦芍坡、茹陂、七们堰、吴塘等地（注30）；孙武在《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中因为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而提出“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注31），淮南的屯田无疑正正是曹魏进攻三吴的最理想地点。因此正如前文分析，曹仁率军攻濡须才是东路曹军的主要方向。

将军真天人也！”

赤壁之战后周瑜率数万攻江陵，曹仁命牛金逆袭其数千的先锋，但被围困，结果曹仁被甲上马，带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与敌军距百馀步之遥，迫近城沟，陈矫等以为曹仁只是在沟上当住，为牛金支持作势，谁知曹仁竟渡沟直前，冲入敌围，牛金等乃得解救。但敌围之中有馀众尚未尽出，曹仁复又直还突入，将余兵从围中拔出，又杀敌数人，把敌军击退。陈矫说了那句话，三军也服其勇。若不对照曹仁和张辽他们的一生战绩与最大武勇亮点（江陵之战与合肥之战的冲阵），《傅子》还评：“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

智谋方面，尽管一生看不清形势而中计也不少，但能劝谏曹操围壶关时示活门绝高干军死守的决心，智谋水平也不低。治军方面，军不利导致士卒丧气之时也能鼓厉将士回奋斗志，再加上其守城是有一手的，是当时曹氏宗亲中最勇猛的名将了，所以绝对不是朱桓日后为提升吴军士气而贬低的“既非智勇”。

相反朱桓，尽管能对其部曲及其妻儿皆认识、“爱养吏士，赡护六亲”，治军是有一手。但在这之前只是讨山越、从征，曹仁已经参与多场曹方的大战役，而且也独当过一面，朱桓为鼓励士气而贬低曹仁“既非智勇”前问士卒：“你们听闻曹仁的用兵，怎么能和我朱桓比呢？”尽管最后朱桓用事实来证明孙权用他接替周泰为濡须督是有识人之明，但在这之前朱桓名气算不上很大，濡须之战前其用兵亮点，仅看其本传也发现不了甚么，这次的士气提升作用真的是个大问号。

蒋济曾任职扬州别驾，应该对濡须附近的地理环境有所认识；他不但曾以一封云四万援军将至的伪信而骗走围合肥百余天的孙权，襄樊之战时还与司马懿一样看出孙权这已与刘备划湘水为界的盟友必不喜关羽得志，可以暂时结盟，由他辅助曾至居巢的曹仁也是理想的人选。朱桓也有前濡须督周泰之子周邵以骑都尉领兵相辅。由于孙吴是实行世袭领兵制，也就是说周邵继承其父屯驻当地数年之兵。仁领步骑数万向濡须，欲以兵袭取濡须中州，便扬言将东攻羡溪（在濡须东三十里）。朱桓中计分兵赶赴羡溪，部队出发后才得知曹仁的真正目标是濡须，已经只有七十里。朱桓遣人追回趋羡溪的己军，但己军还没有回来曹仁军已至。当时朱桓才五千人，诸将十分显得惧怕。朱桓开导他们说：“凡是两军对阵，胜负在于将领的能力，而不在于士众的多寡。你们听闻曹仁的用兵，怎么能和我朱桓比呢？兵法所说防守方只需半数兵力就可以抵挡数倍敌军，这指的是平原作战，没有城池作为守备的情况下，胜负取决于士众是否勇敢、进退是否一致。现在敌方的曹仁既非智勇，况且他的士卒十分胆怯，又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人马疲倦困乏，我朱桓和诸位将军，一起据守高大的城墙，南面濒临大江，北面倚靠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这正是百战百胜的战局。即使曹丕亲自前来，尚且不用忧虑，何况只是曹仁之辈呢！”

于是朱桓偃旗息鼓，从城外看显得十分薄弱，从而引诱曹仁来攻。别袭羡溪的蒋济曾谏曹仁：“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曹操曾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注28），这也可以想像到地中之狱的濡须中洲，地势是何等的险恶。尽管中洲正是朱桓部众妻子儿女所在的地方，袭破后或能再次重演吕蒙攻心计瓦解关羽军一幕（注32），吸引力是非常不小，但耐何魏水军暂时还不足以和吴水军相抗衡呢，这就种下了曹仁最终失败的种子。

曹仁遣其子曹泰攻濡须坞，又派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人乘坐油船袭击濡须中洲，曹仁亲自率领一万人留在濡须以西的橐皋，作为曹泰等人的后援。攻城战的经典例子（注33）：吕蒙、甘宁破皖城因有皖城并非坚城的前提，但濡须坞不是；强如曹操从建安十八年起就攻不破濡须坞，何况曹泰？所以曹泰军注定是没有任何战果，只有牵制作用。朱桓遣骆统与严圭兵攻油船、常雕，取得斩常雕，生擒王双，临阵斩杀或溺死的有一千多人的战果。

另外据《建康实录》所载，朱桓又遣步兵抵当曹仁，自己亲自战曹泰，火烧其营寨并击破之，追斩数千级。整场濡须之役朱桓军杀敌数千，也算是替去年吕范等人争回一口气了。

至于《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云：“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明显就是一句废话，连《曹仁传》也应用了本人个传扬长忌短的写法，没有提及曹仁这场败仗，何来取得“禽获万数”的战果？（题外话，《晋书宣帝纪》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中的那句“俘斩万计”，会否是修史者引录了魏廷的诏书中这样“万计”的战果而被写上的？）这一战的另一个关键的结果就是围江陵的魏军在曹仁败退后，同月内也退兵，所以又可再次证明这路魏军的重要性。

可惜了曹仁晚年吃此败仗，若曹丕是身在宛城而不是寿春，董昭应该也能说出他评夏侯尚屯兵百里洲是何等势危的话，夏侯尚屯已为己军所占的百里洲他尚且会考虑我方退路，更别说进攻濡须中洲。就算董昭看不出，但蒋济上疏予曹丕，曹丕或董昭总应有一个人能领悟，最终令曹丕下诏曹仁别打算占濡须中洲，只是这样的话夏侯尚军就未免会大败。只能叹一句“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谢钟英所撰的《三国大事表》中记魏：“黄初三年十月帝征权”后接著是“曹仁破权牛渚屯”，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十一月曹休军才渡江，理论上起码也要再写上“十一月”三个字。不过《曹仁传》是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是出自同卷的《曹真传》：“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

正如前一句所说，曹真与夏侯尚在荆州的战场围江陵，哪有可能遣军越过武昌助曹仁袭牛渚屯并破之？正如卢弼所说：“破牛渚屯者或为曹仁之军乎？”如谢钟英那样，把曹真改成曹仁，确实不太恰当。

观乎整场濡须之役，曹仁军连濡须中洲也攻破不了，完全没有其他资料能显示魏军继曹休之后再一次渡江成攻并击破牛渚屯；本传内的句子前后倒置是偶有发生，但不同传内的句子错调则闻所未闻。

可能“牛渚屯”实为“中渚屯”或“南渚屯”之误，据《吴主传》的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张郃也确实攻破；而《夏侯尚传》则曾有“江中渚”一词，《丙午诏》说张郃攻“南渚”，“渚”只是江河中的沙洲，所以“中渚”／“南渚”等同“江陵中洲”，因此应是“中”／“南”字在传抄上出错，变成“牛”字了。总括来说，暂时没有有力证据证实曹仁曾破牛渚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