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也就是刘备为陆逊败于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正当徐盛、潘璋等议乘胜追击刘备之时，陆逊、朱然等却认为曹丕拥大众，明为相助，实则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击。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阶往与盟誓，并征孙权的太子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拒绝后，便于九月遣三路大军来犯：东有曹休、张辽、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坞；西有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江陵。孙权的对应就是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以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诸葛瑾、潘璋、杨粲救朱然于南郡。

曹丕征吴之前曹魏与周边的政治环境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战后不久，一代历史巨人、曹魏的实际创建者、超世之杰曹操在洛阳病故，突然群龙无首导致朝野危惧，再加上百姓的劳役颇苦、疫疾，已经出现零星的军队骚动；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判乱。（注3）尽管已被曹操立为太子，但他的王位继承权还是受到兄弟的质疑。（注4）不过曹丕得司马孚、和洽、陈矫等拥护下，（注5）很快就顺利继为丞相、魏王。

然后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是为魏国三公；以夏侯惇为大将军、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洪为卫将军、夏侯尚为中领军、曹休为领军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吴质为北中郎将，都督幽、并诸军事，把中、外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宗亲、亲信之手。这是必需的，汉、魏之际政局不稳，还有甚么尽用谯、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国谯县人）来当城守的疯言（注6）。枪杆子出政权下，让宗亲、亲信掌握地方军事大权已经算得上最温和了。同时也禁止宦人干预政事，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扩大至妇人与外戚。

民生方面，允许百姓进入国家禁苑；将关口渡口之税都恢复到什一；又派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

在尊孔崇儒、下诏选用贤智之士之外，最重要的是采陈群的九品中正制，这选吏的划时代方法，一方面稳住大族之心；另一方面由吏部选用人才，即意味着减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属员名额，有助于加强皇权；也可以让汉魏之际已败坏的察挙辟召制中，（注7）得到另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不是代表就完全废掉察挙辟召制，因为曹魏以后一样用这方式来吸纳人才，比方王基。

人们经常讥议丕对曾与他争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据史书材料看，丕对曹植还不是很刻薄的。比如当曹操考虑是否立植时，邯郸淳曾在操面前“屡称植才”，由是“丕颇不悦”。但丕为帝后，虽杀了拥戴植最卖力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终没有对邯郸淳进行报复，还以他为博士、给事中。说明丕对其政敌也并非皆刻毒。丕虽压抑曹植，但毕竟没有置之于死地。从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注8）

内政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且慢慢踏上轨道，外交方面，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武都氐王杨仆率族人内附。孙权除了在曹丕的一次南征有军事冲突外，奉贡、称臣、遣返战俘朱光和于禁等，而曹丕也暂时满足于孙权的屈服，把荆州诸郡另立郢州，让孙权统有荆州以作回应，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曹操的宿敌刘备，在曹丕代汉称帝后，因为传言献帝已经被害，自立为天子。本来应该如赵云所谏先灭在他们立场的汉贼曹魏，但刘备耻于关羽被害，也可能要维持《隆中对》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战略考虑下东征。孙权因由于这一暂时无法妥协的敌对势力下，暂时委身向曹丕称臣，避免同时两面受敌。也就是其本传所述的“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这点在《建康实录太祖上》就总结得很明白：“刘备称帝号于蜀，即黄初二年也。时权在**，闻之，自**下都鄂，改鄂为武昌。召问知星者，将定三分之计......咨还说权曰：‘臣观北方，终不能守盟，朝廷承汉四百之余，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人。’权纳之。”夷陵之战最终以陆逊胜利告终，留在江北的蜀将黄权因为回归无望，又不想降吴，结果降魏。

在曹丕称帝不久，曹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接替夏侯惇屯驻汝南郡召陵县，负责抵御孙权，就发动了三路征战前的前哨战。少年时曾旅居江东的曹休可能比较熟悉当地环境，先破历阳（今安徽和县）、后烧芜湖营有功而被迁作征东将军，曹丕期后征孙权便以曹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二十余军，已经可以明确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吴前已命曹休征吴；《公卿上尊号奏碑》更把此役的发生时间锁定为曹丕代汉（黄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为碑中明确肯定了当时曹休已是“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再加上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为夏侯惇死后（夏侯惇死于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为镇南将军以后；所以此役是发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从历阳渡江。用兵过程，据孙权遣浩周与魏王曹丕的笺所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注10）屯牛渚的全琮战败后曹休直至芜湖，烧掉孙权的士家数千营。也许会有人认为把曹休的军事挙动算进曹丕的南征会有点勉强，其实还有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的征吴为旁证。正如前述，曹丕从征孙权曾作《浮淮赋》，根据其赋内容“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得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武帝纪》则记录作：“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曹操没有发生过战斗，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开芍陂屯田，但实际上《三国志》、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有旁证、《后汉记》有实质证明这一被遗忘的出征（注11），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后方以备随时支援，像襄樊之战时纳桓阶议（注12），不与徐晃一起征讨关羽罢了。

那曹操军这次与孙权军有过交锋吗？答案也是有的。

陈兰、梅成这两股袁术残余势力从扬州刺史刘馥于建安五年上任后就一存存在，拥众数万；建安十四年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张辽督张郃等讨陈兰。但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计，让他能与陈兰一同转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险，但为勇将张辽一鼓作气，“勇者得前”率军讨斩陈兰等。同时臧霸被别遣至皖讨韩当使孙权不得救陈兰，两破韩当于逢龙、夹石，追至舒口；孙权又遣数万分兵陈兰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张辽和臧霸是同级，根本不可能是张辽别遣臧霸，所以应是曹操下令。孙权出兵救陈兰，可见陈兰极可能已降于孙权，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数破孙权军。

回到曹休破历阳、渡江袭芜湖营这一事，其实算是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标志著曹军非一定强攻濡须，可以绕过它渡江进攻三吴，这对比起《后出师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个新的战略方向和不错的开始。延康元年这次南征是否如田余庆先生论为，“大军南征”时别遣满宠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苏高邮境内）（注13），与吴对峙期间击破十部夜袭之兵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

从时间上来分析，同年七月孙权遣使奉贡，如同前述曹休袭芜湖也是发生在七月，所以满宠这次军事行动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内发生，否则很难理解曹孙双方在孙权奉贡后仍然会处于交战状态。那么至精湖前满宠还参与江陵之役，参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闻曹操定汉中后与孙权和议，八月孙权攻合肥一事，满宠的行军速度就算比孙权军还快速一点，江陵之役最迟也要于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则满宠断难单独率军攻江陵，何况江陵城坚，也应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孙权擅取曹丕下令放弃的襄阳，曹丕诏令曹仁与徐晃(、吕常？）（注14）破陈邵、夺回襄阳后再让满宠攻江陵。朝延决定诏令镇襄阳的曹仁至宛城是发生在他被拜为车骑将军之后，曹仁迁作车骑将军的具体月份虽不可考，但断不可能比“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为大将军的夏侯惇更早。再粗略估计一下期间发生的事所需的时间，据孟达日后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假设从朝议至曹丕的诏令下达至襄阳的曹仁，约半个月；曹仁把两城的吏民迁移至南阳，一个月吧；孙权的细作得知消息，传予在**的孙权后，静观其变一段短时间，才令陈邵逆汉水而袭取襄阳，一个月不算太长；曹仁得知陈邵据襄阳而上报朝廷，朝议后决定诏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书来回一个月；曹仁和徐晃渡汉水破陈邵夺回江陵，再让满宠至江陵，半个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计起码需时四个月，明显超出了前述的曹仁为车骑、孙权奉贡的时间范围。

从逻辑上分析，若魏军在六月前取得襄阳、江陵的胜利，那么同年秋天柤中蛮王梅敷又怎会带同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还有，曹仁在夺回襄阳后遣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让这么多人投奔孙权？何况曹丕在曹仁取襄阳、徒依附民后拜他为大将军，时间为黄初二年四月，换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夺回襄阳应是发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后，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孙行为，以及曹仁为甚么要徒依附民，避免劳动人口进一步的损失。满宠的江陵之役也当是黄初三年的从征有功；至于满宠至精湖，也应如卢弼所言：“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前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是的，《满宠传》中的错乱甚多，像其后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后则是另一明证，因为曹休死于太和二年。

曹丕战前的策略

其实早在延康元年（注15）“孙权始遣使称藩，而与刘备交兵”时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王朗认为：“天子之军，比华山、泰山还要重大，诚宜坐曜天子之威严，不动若山。假使孙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战事不能迅速解决，必须出动军队来实现平定天下之势，然后宜选谨慎持重之将，进攻寇贼之要害，观察时机而后动，选择地形而后行，一举成功而不留后患。今孙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就不要先征。况且雨水方盛，并非行军动众之时。”

王朗后半段说不要先出兵替孙权档兵，且雨季时不是行军的好天气是对的；前一句也是对，他们实力不相伯仲，先让他们互斗耗损实力。但中间最关键的方法，目标和思路不太明确，遣一持重之将随后进击，到底是首先讨伐谁？刘晔其后本来就把这关键的一步明确起来，偏偏曹丕不听，且用实际行动来反证刘晔的话是对的，因为他在陆逊败刘备于夷陵后亲征并遣将三路伐吴也败北而回。

当初孙权遣使求降，曹丕问刘晔的意见。刘晔认为：“孙权无故向我投降，一定是内部发生危机。孙权不久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刘备怒，必大兴师讨伐他。孙权外有强大的敌寇，部属心情不安，又恐中国（曹魏）乘机进攻，故委地求降，一可防止中国之兵，二则借助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迷惑刘备。孙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如今天下三分，中国十州中有其八。吴、蜀各仅保有一州，凭恃险要，依托长江大湖，有急难时互相援救，这样才对小国有利。如今还自相攻伐，真是天亡他们。我们应大举进兵，直接渡江袭击孙权。蜀从外部进攻，我们从内部偷袭，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立。即使让蜀占了吴的一半之地，蜀固不能久存，何况蜀只得到吴的边远地区，我们却能得到吴的本土！”曹丕说：“有人投降称臣，我们却讨伐他，会使天下愿意归附我们的人产生疑心，不如暂且接受吴的归降，袭击蜀的后路？”刘晔回答：“我们距蜀的路途远，但靠近吴，蜀知道中国伐之，便会还军，不能止啊。今刘备已怒，故兴兵击吴，听说我军伐吴，知道吴必亡，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同我们争夺、分割吴的疆土，而决不会改变计划，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吴。”但曹丕还是不听，接受了孙权的归降。（注16）

这又是曹丕的战略眼光不足，因为他既不知蜀中的山路进军的速度远不如渡江至吴为慢，这也就是蜀远吴近之理。伐蜀是没用的，因为是刘备伐孙权，你趁机伐蜀只是替孙权解围；孙权只想取荆州，暂时还无意侵蜀。曹丕的战略考虑根本是白担扰，因为孙权只是暂降，避免两面受敌，当时中国除了刘孙两家外就只余下了已臣的辽东公孙氏，不像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也许他真的是部份了刘晔的部份意见（伐吴不是初衷），但时间却选择得极坏，在陆逊已击退刘备后，孙权已能腾出兵力来应付魏的入侵了。

还有，曹丕真的有点轻敌和麻痹，认为孙权真的会纳质入朝，所以对东里衮回答曹丕谓“其（孙权）不可必服”当作耳边风，而盲目相信同使的浩周的一番“权必臣服”的话，听后很高兴，以为“有以知之”（注10）。孙权若真的没有野心，继兄业后不久就纳质了（注17），赤壁之战前也不降，哪有可能坐拥三州后才纳质、真心称臣呢？

当曹丕不听刘晔的建议欲封孙权为吴王时，刘晔又劝谏，因为王位地位太尊“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为虎添翼“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增加日后用兵的难度“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这番真知当然又是换来曹丕的不理会。

假如陆逊等人入蜀追击刘备的话，曹丕其后才攻吴或许在时机选择上还不算大错，可惜陆伯言可不是曹子桓。当刘备败退至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请求进攻。孙权便问陆逊，陆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结果因为孙权与陆逊皆在，正好印证了贾诩在以前回答曹丕的话：“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陆逊本名为议，当时还未改名）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

曹丕出兵后孙权卑辞上书，假意说：“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曹丕便回答了一封很长的信，包括赞其讨刘备的功业，然后指出他的行为引起朝臣疑虑：“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最后强调必需送质，孙权当然不会理会，遂改年号为黄武，不再用曹魏正朔，临江拒守。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其实曹丕三路伐吴之战，胜负一早已分，战略上曹丕完败予孙权和陆逊。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的原文是“建安末”，但纳其计的人是“帝”而不是“太祖”，所以只能是曹丕；曹丕继为丞相、魏王时已把建安的年号改为延康。然后就是说王朗于黄初中的事了，因此应是发生于公元220年。

洞口之战、京城之战役

大司马及征东诸将，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伐吴诏》（注18）这一段话算是了解曹丕当初的战略方向的第一手资料，有别于日后总结的《吴主传》的总结“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到底曹丕当初是把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屯合肥的大司马曹仁与征东大将军曹休看成一路，还是分开，以曹仁攻濡须渡牛渚、曹休出洞浦口顺流渡京城呢？

从资料文献来说，应是前者为主，因为曹丕在稍后时间收到曹休请渡江的表时是“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注19），这表明了曹丕起码是在曹仁还没有突破濡须的情况下就让曹休渡江，当然也许压根子就没打算让曹军渡江。《建康实录太祖上》云：“魏命曹休、张辽等诸军大出，数道来迫......魏密遣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退，诸军乘胜破曹休、张辽等，魏引退。”许嵩除了误把早已结束战事的曹休军（黄初三年十一月）误写在曹仁败退后（黄初四年三月），变成为吴军乘胜追破外，他所言的这两两路曹军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声势这点倒可以肯定。

再考究一下洞浦口的地点就可以更加清楚，胡三省云：“又据《晋书谯王尚之传》，桓玄攻尚之于历阳，使冯该断洞浦，焚舟舰。则洞口在历阳江边明矣。”也就是说洞浦口在今安徽和县西南的江边，位置与濡须非常接近。最后曹丕自从青州兵呜鼓擅去后就“外虽尊宠霸，而心常疑之”（注20），董昭则认为“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但最终证明他看错了臧霸），曹魏高层对此路曹军是有疑虑的，恐怕不会太放心任由此路魏军在曹丕的掌握以外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