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统护送孙权突围到津桥，看著孙权安全的到了南岸，又回身继续再战。身旁的左右亲兵一一战死，凌统也多处负伤。后来认为孙权应该没安全顾虑了，才准备离开战场。但是桥已被曹军破坏，各条通路也被曹军封锁，凌统只好披著战甲潜行，回到东吴军所在。孙权这时已上船，看到凌统回来，十分惊喜，赶紧找人帮凌统更衣换药。凌统因他的亲族众们没有人活著回来，很是伤感，孙权用衣袖帮他擦泪，安慰他说：“公绩（凌统字），亡者已矣，只要你还活著，还怕会没有人吗？”回去之后，孙权果然给凌统以前两倍的部队。

张辽不知孙权已退走，问投降的东吴士兵，刚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东吴降卒说那就是孙权。张辽与乐进在战场上遇到，谈到这事，说早知道就急追他，搞不好就抓到，曹军听了皆大为叹恨。

等东吴军都撤出了，孙权在船上与诸将饮宴，贺齐在席间涕泣而道：“至尊（当时东吴将士如此称孙权）身为人主，应当持重，今天这样的事，差点全盘皆没，部下们都震惊万分，希望您能以此为终身之诫！”孙权起身谢贺齐，说必定会谨记在心。

张辽、乐进、李典这次以七千人大败东吴十万大军，曹操大为叹赏，封张辽为征东将军。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户。乐进并前功增邑五百，共一千两百户，分出五百户封一个儿子为侯爵，乐进升至右将军。此战江东将领陈武身死孙权亲自主持葬礼，并要陈武两个爱妾殉葬，凌统、潘璋拜为偏将军，蒋钦迁荡寇将军。这战对孙权集团的影响可不小，尽管东吴的兵力损失还未像夷陵之战对蜀汉那样，对国力造成破灭性的大打击。但俗语有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孙权亲爱的陈武是役战死；凌统英年早逝恐怕也与合肥之战有关。《岳麓书社》印的《三国志》就采纳《建康实录》的记录，把凌统的寿命更正为二十九岁，也就是合肥之战后的两年。因为《三国志．骆统传》记录他在夷陵之战前，代领已亡的凌统之部曲；再加上二十年期间，东吴的著名战役也没有凌统参战的身影，这益证二十九岁才为事实。

在战略层面方面，孙权曾问吕蒙应是北伐还是西向，吕蒙回答若取得徐州，将要应付报复的曹操精锐骑兵，不如西取荆州，凭藉自身水军辅助守城，根本不需要关羽。不论合肥之战发生于这番建议之前还是之后，一定会对孙权集团产生巨大的震荡：曹操主力远在汉中，无救援下，张辽区区七千余步骑，加上合肥城，也能粉碎孙权十万大军的攻势，何况曹操本人亲率大军呢？至于和刘备集团交战，取三郡的过程就轻松太多，取荆州的战略方向重新被考虑。建安二十四年吕子明白衣渡江，远因不能说与合肥之战完全没有关系。

合肥之战不但影响汉末三国，也为后人作为参考的经典战例并加以运用，北宋的王文郁就是一例：“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拒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续资治通鉴．卷77．宋神宗元丰六年》

战后张辽更被曹操迁作征东将军。是曹操生前的唯一一个外姓三征，另外两位是宗亲的征南将军曹仁和征西将军夏候渊。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淝。退后着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

此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1、张辽能以区区七千人，大破十余倍之吴军，其在战前的准备谋划，战中的审时度势，执行的坚决彻底，都将防守战术发挥到极至，可谓以弱敌强的经典战例。此次战役，曹军胜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料敌机先。曹操二次兵临合肥，虽仍劳而无功，但有了详细查看地形的机会，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的必然态势，故能根据守城各将的关系和特点，预为布置。对其教令，《通鉴》胡注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而孙盛评曰：“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灵活善战。张辽不仅对曹操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够融会贯通、大胆用兵，在执行中还能够灵活机变、拼死力战。其充分理解士气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时不能一味死守，而应攻守兼杂，使敌来的不畅、攻得不顺、退的不便，真正体现了防守战术的精髓，连曹操也是“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

其三是战备完善。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也早有所准备，故孙权屡攻不下。

2、赤壁战后，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势最好，但也败得最惨。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此次战败，主要有二个原因：其一是骄忽轻敌。孙权自恃人马众多，而合肥守兵寡少，来时不备，去时无防，连续遭到两次袭击。先挨当头一棒，挫了锐气，再遭衔尾一击，差点蹉跎，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战。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且势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围合肥，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孙权虽纳纮言而止，但没予以重视。故贺齐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原以此为终身诫”。血淋淋的教训，总是易于接受，“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血贱逍遥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吕蒙传》“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逍遥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也因此，曹操对此战中立下重大功劳的张辽倍加看重。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攻东吴路过合肥时，还专门到沿着张辽奋战过的地方走了一遍，每到一处“叹息者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