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对村里的交好的老师说：“让韬跟着你跑两天吧！他太淘了点！”

老师说：“行！跟着我跑吧！”

“跟着跑”是村子里上学的行话。父亲并不寄望我在学校学多少知识，只需要识几个字，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

那时我的父亲和村里大多数父辈一样，没有什么望子成龙的愿望。最大也不过是跟着老师识记个字，不是睁眼瞎就行。父亲是个泥水匠，解放初的时候在外面东奔西跑，也算是见过世面，以为手艺好颇受村里人的敬重。本来解放的时候可以留在城里的，但是听说家里开始分田地，还是赶忙舍了城里的工作回到乡里务农，有时，不想务农的时候，就外出继续做他的老本行，回来拿钱买公分，所以他在村里还是颇有面子。

于是，我结束我的赤身**生涯，开始穿上衣裤，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抱着家里的小板凳，进了我们村小学。学费不高，就是一块多钱，发两本书和几个小本本，铅笔就需要自家买了。

父亲虽不识字，好在姐姐已经上学，回家后立即帮在我的书本上写上我的名字：王伯韬！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大名！

老师也是本家本地人，学问不高，也就是上过几天学，识得几个字，但因为政府要普及教育，实在找不到更多的老师，于是化身成了老师。老师也是拿公分的，还有每月两三块钱的补贴。最重要可以不必刮风下雨就在地里干活，还是颇受人羡慕！

老师只是把教书当成一个活儿而已，并不十分投入，常常把很多话教的颠三倒四，比如学拼音，常常普通话和土话混合，让人不知所以然，比如黑板的“黑”，我们这里“h””x”不分，把“黑天”说成“歇天”，把“黑板”说成“写板”，他常常领着我们拼读为：黑，h- ei，“写xie板”的“黑”

我们就在这阴阳怪调中一板一眼地跟着齐读。

学校临着路，也没有院子，没事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做作业，自己就在门口上抽烟望风，遇到人的时候就打招呼，路人敬他是先生，总是拿烟让他，他们总是厮让着，结果总是老师接了人家的烟。一个上午下来，老师总是有抽不完的烟，他并不把烟装在烟盒里，而是把几根烟统统夹在耳朵上面，这也是那时候男人的风气，抽不完的烟就随手夹在耳朵上，如果是两根，就一只耳朵上夹着一根，如果是四根，就一只耳朵夹着两根，有的尽可能放上，好像是当下人的炫富一样。遇到熟识人的时候，就取下来彼此让烟，那种你推我让的情形常常让人感觉很假，但人们还在这样做着，为了一个面子。

我们这里的人特假，也特好面子。

因为那时很穷的缘故，家家户户总是量入为出。但是面子还是要做的，比如，平时我们维持充饥的也就是玉米面红薯面之类的，偶尔有亲戚串门，就会拿出白面做一顿汤面条，菜能有豆腐就算过得去。如果有一点好东西，父母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藏起来，留着等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客人用。“

人家吃了传名，自己吃了砸坑”，父亲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但是每个人心中总隐藏着一根“馋虫”，他像那条毒蛇一样诱惑者亚当夏娃偷吃禁果。

姐姐总是最听话的，她早把那根“馋虫”收拾的服服帖帖。而我和妹妹就收拾不了那根“馋虫”，总是明嚷暗偷的。当然，“偷”也是讲技巧的。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准备得喜果子，总是称好装盒的，我总是偷偷解开绳子，每盒取一两个，然后再依样系好，这样神不知鬼不觉。而妹妹则不然，打开一个盒子总是大把的抓取，结果总是被发现。为了对付我们，父母也总是绞尽脑汁地把东**来藏去，但家贫如洗，所有东西一览无余，要想不让我们发现，实在困难。当然，最无奈的时候，父母总是借来梯子，把东西放在梁上，这样我们真的只能望物兴叹了！

物质如此贫乏，但乡人还是要做出好客的样子，这种行为被西厢记的红娘成为“做假”。

当然，也有弄假成真的时候。我们邻村曾经有一个笑话。说一对夫妻在门口闲看---那时实在没有什么娱乐项目-----遇到一个邻村的人，于是，就再三挽留他吃饭，当然最初的愿意也就是虚与委蛇地谦让客套一番,大致情形这样：

主人：来了，回家做做？

路人：不了，有的事儿，还要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