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里闻言后又稍作拱手，笑着回答道：“情中长短，不以齿量。往年都畿短会，殿下已经是前班国器。阔别以来，壮声频闻，今番归京得于款待，在公在私，小王都要领教，岂敢马齿自矜。”

李千里这么识趣，李潼也是大感满意，一边传召音声侍乐，一边与李千里闲聊一些两京人情轶事，谈话的氛围倒也融洽。至于李千里所领的使命，彼此自然也都极有默契的避而不谈。

债如果欠的久了，就会有种老子根本没欠的错觉，李潼眼下就有这样的感觉。行台今年处境略有好转，但也只是不像去年那样窘迫而已。去年贡赋截留自用尝到了甜头之后，不要说去年的债，今年的李潼都不想给了。

所以这一次朝廷无论派谁来，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朝廷必然也是意识到他是打算继续做老赖，所以才派了李千里这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前来讨要，在公为少府监，在私则为宗家耆老，于情于理，多多少少总得上缴一些，不能太无耻。

虽然说是不谈公事，但在交流过程中，李潼也忍不住要拐弯抹角打听一下朝廷如今的情势如何。

行台如今与朝廷的关系仍是僵持，既没有变得更加恶劣，也没有丝毫缓和的趋势。特别在去年秋赋至今未作解运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人物交流几乎陷入完全停滞的状态。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朝廷对行台就完全的放任不理，仅仅只是各种限制的手段不再像此前表现的那么外露而已。事实上，朝廷在清理雍王在神都的影响变得更加细致且严格。

官面上的势力清洗那就不必说了，从去年到现在基本已经完成。在朝官员大凡跟雍王有关的，几乎都遭到了闲置乃至于贬谪，无论这关系是深还是浅，态度可谓是宁枉勿纵。

比如旧年曾经担任过李潼河东王府员佐的韦安石，仅仅只在王府就事短月，当李潼前往乾陵服丧的时候，彼此间就没了官面上的隶属关系。李潼归京后，他奶奶又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与关陇人士接触频繁，所以彼此之间的私谊往来都不怎么多。

韦安石乃是京兆韦氏子弟，也是关陇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即便没有与雍王的交情与互动，也不影响其仕途发展，年前刚由礼部郎中转为门下给事中。只要再历一任，便可正式踏足高级官员的行列，或为南省通贵，或外放上州刺史。

但就是因为这一点与雍王似有还无的联系，韦安石便从这一人生快车道被踢了出来，直接外放衡州司马，一贬数千里。

甚至就连小滑头张说，秩满后本来走关系进了今年的铨选，但就在授任前夕被揪了出来，名字被直接踢出了吏部选官的长名榜，搞得很狼狈。

朝廷如此严厉的态度，无非在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无论与雍王或者陕西道大行台有什么公私交涉，在朝廷这里就是一个资历上的污点，以此来给行台设置征辟人才的障碍。

这么做也的确颇有收效，自神都赶来长安的士人不少，但多数都是游历、观望，真正直向行台投进、或者干谒雍王的则不多。怕的就是有此经历后，日后或许难以再为朝廷所取。

但朝廷的这种做法，倒也让行台队伍凝聚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朝廷不准他们骑墙，他们也就只能跟雍王一条道走到黑了，也可能是走到白，既不容于朝廷，那索性努力促使行台成为新的朝廷，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除了官面上的打压之外，对于雍王在民间的势力影响，朝廷也都加以重视起来。尤其是当李潼在长安收编了故衣社后，神都的故衣社便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几次措辞严厉的勒令解散，甚至直接动手抓捕了多名故衣社的骨干成员严加审讯。

在朝在野，朝廷对雍王势力都是如此的严防死守，也让李潼对神都朝局发展、情势变化的消息获取略有滞后，不像此前那么通畅及时，心里自然难免好奇。

只不过李千里在神都朝局中，本身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所能提供的一些讯息难涉机密幽隐。

李千里虽然提不出什么让雍王感兴趣的机密资讯，但这番问答无疑扩展了话题的广度。察觉到雍王兴味乏乏，李千里于席中倾身并沉声道：“社稷由乱入定，殿下诚是功伟。朝事如何，不敢轻论。但宗家诸事，如今却难称协调，其功未竟，斗胆请问殿下于此是否仍有余兴？”

听到李千里这么说，李潼眸子顿时一凝，继而便说道：“宗家何事仍乱，王且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