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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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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图本)─→新镌绣像批评│

││┌─│(上图乙本)原本金瓶梅│

│││└→(周氏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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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本)││

│└─││──→(首图本)───┐│

│└→(上图甲本)│││

│││┌→(内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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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文化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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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批评绣刻八才子新镌绣像批新刻绣像批

第一奇书金瓶梅…词话…评原本金瓶——评金瓶梅

(吉林大学藏本)(傅惜华旧藏)(残本)(吴晓铃藏抄本)

二、崇祯本和万历词话本的关系

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相同又相异,相异而又相关。兹就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明显的相异之处,考查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改写第一回及不收欣欣子序。崇祯本把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从开首到“知县升堂,武松下马进去”,是改写者手笔,以“财色”论作引子,写至十弟兄在玉皇庙结拜。文句中有“打选衣帽光鲜”、“看饭来”、“哥子”、“千百斤水牛般气力”等江浙习惯用语。“武松下马进去”以后,文字大体与词话本同,删减了“看顾”、“叉儿难”等词语。改写后,西门庆先出场,然后是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把原来武松为主、潘金莲为宾,改成了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为宾。改写者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欣欣子的观点,因此把词话本中与欣欣子序思想一致的四季词、四贪词、引子,统统删去了。

欣欣子序阐述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金瓶梅传》作者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第二、《金瓶梅传》是发愤之作,作者“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第三、《金瓶梅传》虽“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但不是淫书。欣欣子冲破儒家诗教传统,提出不要压抑哀乐之情的进步观点。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这种观点与李贽反对“矫强”、主张“自然发于性情”的反礼教思想是一致的。崇祯本改写者反对这种观点,想用“财色”论、“惩戒”说再造《金瓶梅》,因此他不收欣欣子序。而东吴弄珠客序因观点与改写者合拍,遂被刊为崇祯本卷首。

二、改写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崇祯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词话本大异小同。词话本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官哥”,把月娘求子息和瓶儿保官哥两事联系起来,围绕西门庆“子嗣”这一中心展开情节,中间穿插潘金莲与陈经济行淫、应伯爵为李三、黄四借银。崇祯本第五十三回“潘金莲惊散幽欢,吴月娘拜求子息”,把潘金莲与陈敬济行淫描写加浓,并标为回目,把李瓶儿酬愿保官哥的情节作了大幅度删减。改写者可能认为西门庆不信鬼神,所以把灼龟、刘婆子收惊、钱痰火拜佛、西门庆谢土地、陈经济送纸马等文字都删去了。崇祯本第五十四回把词话本刘太监庄上河边郊园会诸友,改为内相陆地花园会诸友,把瓶儿胃虚血少之病,改为下淋不止之病。瓶儿死于血山崩,改写者可能认为血少之症与结局不相符而改。上述两回,尽管文字差异较大,内容亦有增有减,但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仍可以看出崇祯本是据万历词话本改写而成,并非另有一种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例如让应伯爵当西门庆面说:“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驴邓小闲不少一件”,让陈敬济偷情时扯断潘金莲裤带,都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手法拙劣。

三、崇祯诸本均避崇祯皇帝朱由检讳,词话本不避。如词话本第十七回“则虏患何由而至哉!”、“皆由京之不职也”,崇祯本改“由”为“繇”;第九十五回“巡检司”、“吴巡检”,崇祯本改“检”为“简”。此一现象亦说明崇祯本刊刻在后,并系据词话本而改。

四、崇祯本在版刻上保留了词话本的残存因素。北大本第九卷题作“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七”,这是崇祯本据词话本改写的直接证明。此外,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亦往往相沿而误。如词话本第五十七回:“我前日因往西京”,“西京”为“东京”之误刻,崇祯本相沿;词话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钓语分付”,“钓”为“钧”之误刻,北大本、内阁本亦相沿。上述残存因素,可以看作是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

五、其他相异之处:崇祯本删去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吴月娘为宋江所救一段文字;崇祯本改动词话本中部分情节;崇祯本删去词话本中大量词曲;崇祯本删减或改动了词话本中的方言语词;崇祯本改换了词话本的回首诗词;崇祯本比词话本回目对仗工整;等等。

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淫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淫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淫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淫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

(三)评析了作者刻画人物的传神技巧。评点者说作者“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