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全起见，大使馆把邱晓华和刘杰特意安排住到一处别墅里。

别墅主人叫全裕辉，50多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台记者。全在外语学院读书时学的是柬语专业。柬语是小语种，国内每年招生二三十名，毕业后一般分配部队、电台等单位。全裕辉曾经为西哈努克当过翻译，见过乔森潘、波尔布特，他对柬埔寨非常熟。在别墅吃住都便宜，有电话可以直拨国际长途，有一辆三菱吉普车可供使用，总之很方便。

更为便利的是此处距白秋住地特别近，走路只需二三分钟，白秋现在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每天晚上都到明宫酒店小吃，站在别墅的三层半楼里，可以把白秋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往日租车往外跑，无非是想看看白秋还在不在，现在不用动就能监视目标。美中不足，别墅地处偏僻，安全问题需格外注意，索兴不出去就是了，免得在外面晃来晃去暴露了自己。

白天邱晓华和刘杰下棋，一天两天还有点新鲜劲儿，渐渐地便索然无味了，就那么几步走法，都成了套子，走一步，就知道对方下一步怎么走。没劲！

怕招惹枪子儿，晚上不开灯，俩人摸黑做俯卧撑，那是一种枯燥的动作，做几次就不想再做。

说话，整天闷在屋子里，老是这么两个人，能有什么新话题呢？睡觉，没有时间的时候真想睡，时间多了反倒睡不着了。

刘杰来时带了安眠药，每天2片。邱晓华没有吃安眠片的习惯，现在也吃上安眠片了。吃了安眠片也还是睡不着，就想事，胡思乱想，天上过飞机就想飞机，望见街头一派乱糟糟，就想到了“文革”，想到“文革”就想到了父亲和母亲，当然还有自己那惨死的妻子和重伤的女儿。

1962年，邱晓华4岁，父亲已经有5年的右派历史了。城市要精简人口，父亲首当其冲，被下放到江西省戈阳县。对那段时光，他尚依稀有点记忆，但不多，也模糊。

倒是还保留1张照片，不时勾起他一家人对往事的逻想。父亲不曾向他讲述下乡后的种种困难，但他可以根据后来自己下乡的亲身经历去想象父亲当年的艰辛。

1965年，父亲调庐山管理局任宣传部长，母亲体弱多病，调九江，虽说不能终日厮守，但那也是这个家庭最值得留恋的美好时光了。

1966年，父母亲双双调回江陵。好景不长，“文革”接踵而至，父亲有“前科”首先被打倒，母亲沾了父亲的光，也被打倒，游街、戴高帽子、抄家，凡“走资派”应得的待遇全都品尝了。

1968年，父母亲喜获自由下乡到江西省丰城县荣塘公社马口大队，两个姐姐留在江陵，晓华随父母，一家5日人活生生拆散。

1970年，父母亲被安排到县城做临时工作。

1972年，父母亲调回江陵，2年后，晓华下放婪源县，刚刚团聚的5口之家，又一次各奔东西。

直到“文革”结束，父母亲才最终得以平反。

20余年，正是他们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可以想象，父母亲作为被打入“另册”的下等人，受人歧视，遭人白眼，有能力不能工作，他们的精神创伤该有多重。

飞禽走兽尚且把幼子揽在膝间，护在羽翼之下，而二位双亲作为父母，眼看着未成人的儿女不能守在自己身边，无力阿护，他们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悲凉；父母亲人到中年，硬要他们放弃已经熟悉的工作，去从头学那简单却又陌生的农活，他们该何等地作难。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近一二年更是日渐消瘦，让他放心不下。而妻子悲惨离世以后，女儿大龙便甩给他爷爷奶奶，实在是出于无奈，又让他心生愧疚。

父母都已垂垂老矣，需要作儿女的照顾，他却因为忙，不能照顾老人，隔三过五能让老人看一眼也是对老人的一个安慰呀，可是他能否活着回去呢？

吴延林在后方并不轻松。如果北京是战役指挥部，江陵则是前线指挥所，而吴延林就是前指的最高指挥官。我们打个比方，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面对患有疾病的子女，他们的感觉远比子女本人还要痛苦，他们更愿意把子女的病痛转嫁给自己，因为那样他们对病的程度可以心中有数，而病在子女身上，让他们心里没底，令他们难以释怀。

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前方邱晓华出生人死，后方吴延林那颗心悬得更高，他同邱晓华一样饱受煎熬。

吴延林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极小的空间之内：办公室-厕所-宿舍，三点成一线。

白天，不离办公室半步，就是去厕所也不等扣子结好就往回跑。晚上，睡觉守着电话，他绝不容许邱晓华来电话时找不到自己。吴延林第二件工作就是通过省高检或直接打电话给最高检察院，催促北京方面尽早批文。吴延林第三件工作是安抚后方。

邱晓华的母亲疾病缠身多年卧床，因思念儿子，病情加重。

女儿大龙几个星期不见父亲了，一遍又一遍追问爷爷：“爸爸干什么去了，怎么不来看我呢？”

晓华的父亲更是放心不下，可他是这个家主心骨儿，除了侍候病人，照顾孙女，还要默默忍受思念之苦，不敢流露自己的不安情绪。

人不能回来，该有封信啊，该打个电话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找到吴延林。

“实话告诉我们，我们能挺得住，晓华到底出了什么事？”父亲问道。

晓华新交往的女友，给晓华过完生日后就没了他的音讯，她问晓华的父母，晓华的父母也说不出所以然。父母都不知道儿子下落，可能吗？这便更让她多心。她追到深圳，深圳没有邱晓华。返回江陵，找吴延林，吴延林无可奉告。

刘杰的爱人以为丈夫在老家照看父母，好几个星期不回来，是不是老人那边有什么事？她找回老家才发现丈夫失踪了！

吴延林一口咬定，邱晓华已经调走了。他干什么江陵检察院不再过间。暗地里却上门安慰老人，“晓华在执行特殊任务，您别急……”

后方的“骚动”不利于前方执行任务。同时外汇快花光了，不宜再久拖下去。白秋就在眼皮底下，如果他嗅到点风声，转移或潜伏，势必加大抓捕难度啊！邱晓华心急如焚。

6月17日晚，邱晓华拨通了吴延林卧室电话，邱晓华说：“吴检，不能再等了。我想自己动手。理由有三个：第一，从政治上考虑，抓了白秋对江陵市反贪工作是个推动；第二，从经济上考虑，本来经费紧张，为办这个案子前后花了不少钱，钱不能白花；第三，从可行性说，我们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们住的别墅里还住另外一户房客，是柬埔寨国防部保安司令，他是个中将，自己有卫队，白秋借用那个什么八哥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借别人力量为己用！”

“古语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把权力交给你，大主意由你自己拿！”吴延林对邱晓华充分信任，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服务，而不是遥控。

邱晓华说，“我会见机行事的。”

然后，沉默片刻。

“晓华，能抓到他（白秋）最好，抓不到也没关系。”吴延林语调哽咽，“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要给我活着回来！如果你出了意外，我罢官撤职无所谓，但我的心灵会一辈子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