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启蒙的少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统计结果表明，学习“新法”的少年，掌握汉字读音的速度，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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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李笠提笔，在这字书的首页，写下大大的四个字：

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