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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未开，称帝即将满一年的李笠，一如既往忙碌。

他一大早便坐在洒满阳光的听涛阁内，忙着对手中名单进行审核，然后打勾。

名单上的名字只要被他勾中，就意味着名字所代表的人，要被执行死刑。

此即为勾决，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要反复三次：即行刑前，有司要连续三次奏请皇帝，请皇帝最终定下死刑名单，有司才能行刑。

如此制度，是出于对死刑的慎重考虑，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连续三次复奏，就是为了考虑更加周详。

但李笠手中不只是几张薄薄的名单，案上放着厚厚一堆资料，都是相关案件的卷宗手抄副本。

各副本上面，都有对应案件的详细说明，包括各种人证、物证的描述。

死刑名单上报，到他这里之前，已经过提刑司、刑部“多级复核”，案件的各种细节，都经过许多次推敲，可说翻案的几率很低。

为防止有人偷偷在名单上加名字，死刑名单为特殊油墨、纸张印制，而不是手写，并经过多级审核、用印，极难作假。

所以，名单上的人，基本上都难逃一死，但李笠还是认真审阅，这即是对手中权力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人性负责。

打一个勾，就能定人生死，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足以让任何人迷醉。

久而久之，掌权者就容易麻木，觉得那一个个名字，不过是一个个文字，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李笠觉得，一旦上位者视人命如草芥，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其所做所为，就容易走偏。

譬如，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其所作所为：开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到底是对是错？

就后世角度来说，开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并没错，错的是不把百姓当人看。

这些大事，杨广非得集中在短时间内完成，多少百姓因为皇帝的好大喜功而家破人亡？

皇帝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不给寻常百姓活路，那么百姓揭竿而起，导致天下大乱、隋朝灭亡，就是杨广咎由自取。

这个典型的反例，让李笠时刻提醒自己，即便大权在握，也得保持基本的人性，治理国家不是战场厮杀，人命，不能视若草芥。

他仔细看完一份名单，将最后一个名字打上勾，轻轻把名单放好，再在每个已经打勾的名字上，用自己的印章“盖章”。

这枚特制印章，制作成戒指模样，戴在他的右手食指上，等同于私章，轻易不离身。

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防止有人绕过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死刑名单打勾。

一旦死刑名单变成诏令，到门下省“复核”时，门下省官员发现名字只有勾，没有他的章，就得再把名单送回来，让他亲自确认。

如此麻烦，全都是为了慎重。

一番忙碌之后，勾决完毕，李笠看着名单上的红色小勾，陷入沉思。

这其中的许多人，是钓鱼执法的“成果”，祖珽这几个月来，在三吴地区疯狂“钓鱼”，把许多暗中阻挠检籍、检地的地头蛇，都给钓上来了。

所以，三吴地区虽然暗里涌动，但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大鱼”相继“上钩”，风浪大不起来。

而所谓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诱导犯罪，官府暗中收买、拉拢一些江湖好汉，使其接触那些可能会搞事的地头蛇，然后谋划各类大案。

待得人证物证俱全、即将起事之际，官府突然发难，来个“人赃俱获”。

这种“钓鱼执法”，目的就是针对特定人物，做出一宗大案，然后做成铁案，主谋及其主要党羽，全都要被处以死刑。

所以三吴地区上报的死刑名单当中，大半都是被钓上来的“大鱼”。

每一个“大鱼”，其后都代表着一个家族；每一个“大鱼”的死，都代表着这个家族随之式微。

而每一个地头蛇家族的式微，就意味着检籍、检地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降低，并造成其他地头蛇风声鹤唳。

他们不敢再将自己的不满付诸实施，不敢相信找上门来商讨起事的“友人”，到底是真的义愤填膺，还是官府的鹰犬。

当这些地头蛇们相互怀疑、心中惴惴之际，对检籍、检地的不满，自然就只能压在心里，不敢付诸实施。

如此一来，当检籍、检地完成，三吴地区的局面就打开了：

今年秋天，三吴各地大户，无论官民，都要按照实际田亩数，足额上缴租赋。

大户们名下已经被清查、成为官府编户民的劳动力，都要给官府服劳役，庄园主的经济收入，以及可支配劳动力必然明显变少。

可想而知，大户们的怒火不会少，但面对官府恶意满满的“钓鱼执法”，以及一个个被抓、名字被皇帝勾决的头面人物，再狂不起来。

这些人，现在（年初）退了一步，就只能步步退。

因为李笠不会给对方机会“回头”，敢造反，军队伺候；敢暗中搞事，就会被钓鱼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