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耀之所以选择后撤并非是贪生怕死，而是他必须要让武汉的那些大佬们看到危险，进而做出有利于国军的决策。</p>

纵观八年的抗战，我们经历了最初混乱且令人绝望的防御阶段，武汉会战后战争进入了拉锯、胶着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最后又历经了战略反攻阶段，直至胜利。</p>

综合看来，在武汉会战之前，抗战由全面被动的防御抗战，很快扭转成相互胶着的相持战争，即有中国国防计划的缜密、科学，也有日军“下克上”及军部、野战军和外交的重重矛盾形成内耗，使得日军对华侵略的战略方针紊乱等等诸多原因。</p>

按照1935年底开始酝酿的《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以及该计划修正案，中国以“后退，相持，反攻”的抗日大战略，在抗战最初就已经成熟。</p>

抗战爆发后，国军贯彻的也非常坚定、明确。</p>

按照这个计划，战端开启中国将以重庆为坚决抗日之陪都。</p>

接着国军诱使日军主力逆长江仰攻，靠长江水系消耗日军绝对领先的火力、机动的优势。化解日军由卢沟桥事变后，主力由华北南下、西进，俯冲江淮、川陕，继而走上元蒙灭南宋的战略路线的威胁。</p>

这是工业、物资、战力巨大悬殊现实下，中国能够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选择，直到现在认为这也是唯一有效的选择。</p>

只不过这样的选择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死亡和鲜血，而这期间最重要的便是两场战役——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p>

淞沪会战和配合淞沪主战场的忻口会战，经过国军共同的努力，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的主要战略目的基本实现。认为在战略上，淞沪会战和忻口会战在战略层面上确实是有效抵御和消耗了日军，为中国抗日换取了先机的会战。</p>

在战略层面上，现在回顾淞沪会战和忻口会战，无疑都是中国军队在付出战役惨烈牺牲后，抢得抗战先机的战略胜利。</p>

断章取义，掐断抗战历史，选其局部，由此指责当年抗战重要战役不力不当，非常背离起码的军事逻辑。</p>

而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重要的一战便是徐州会战，这可以说是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p>

如果说淞沪会战和忻口会战，中国军人以惨烈的战略、战术牺牲，换取了对日作战的宝贵先机，那么徐州会战暨台儿庄会战、徐州大撤退，则是彻底断绝了日军侵华主力由华北南下、西进，俯冲江淮、川陕的战略进攻计划。</p>

这次大会战，华北和华中日军劳师远袭，既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甚至兴致勃勃的日军在战役也丧失主动，损兵折将，两个主力甲种师团被痛殴，溃不成军。</p>

以至于日寇都不得不哀叹：“实在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皇军最大之耻辱。”。</p>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破坏了日军华南军和华北军会师，以徐州向西作战的战略企图。</p>

之后，徐州会战参战中国军队，还完成徐州大撤退，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战略和战役胜利。</p>

最主要的是中国军队在大撤退中，再也不是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山东的溃逃；当然也不再是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会战后，撤军演变成溃乱。</p>

整个徐州大撤退，中国军队有条不紊，各行其道，相互掩护、配合——这出乎日军意外，也让很多为之牵心挂肚的高级将领们万分感怀，堪称为国军的一次新生。</p>

可以说徐州会战和徐州大撤退，淬炼出一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p>

正因为如此，李国耀不想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改变这种有益的进化，他不想因为自己在南线挡住日军的几个主力师团而让国军高层以为自己有了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本钱。</p>

所以李国耀决定按照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后撤，他就是要让国军高层看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他也相信在经历了徐州大撤退之后，国军必将像浴火的凤凰一样涅槃重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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