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军区在公元257年被分为淮北、扬州两个小军区，这么拆分的原因，和前一年把雍州大军区分为陇右、雍州两个小军区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防止封疆大吏管辖的地区太多，尾大不掉，形成难以铲除的地方势力。王琛的职责，就是要监督石苞，防止他叛变或者自大。王琛特别防备石苞，但根本原因，却只是因为他出身低微，而不是石苞这个人真的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地方。

王琛总是在给司马炎的报告里说石苞的坏话，到了公元268年的时候，王琛突然听说到一首童谣，叫做“皇宫里的马成了驴，身上压了块儿大石头”，立刻又想到借题发挥，用这个事儿来整石苞。在那个时代，童谣这种东西不仅仅是童谣那么简单，古人非常迷信的认为，童谣不仅说明现在，更预示未来。皇宫里的马，当然就是指司马炎，而奔驰的骏马变成了拉磨的驴，当然就是说司马炎要受苦了，身上的石头，正好就是特指姓石的石苞。

其实童谣这种东西，很多都是人们故意做出来的。其中的含义，是非常含含糊糊的，它最可怕和神秘的地方就是，你怎么解释，都能解释通，而且总有那么一点儿意思。我们大可以说，即使这首童谣是真的，即使司马炎倒台真的是因为一个姓石的人，那姓石的人也多了去了，不一定就是特指石苞，可是王琛就是要故意往石苞身上打主意，他就秘密地给司马炎打小报告，说石苞与吴国总是有书信往来，关系非常暧昧，叫司马炎小心他，末了，还把这首童谣加上，让同样迷信的司马炎自己去猜意思。

在那个年代，坐镇边关的大将和敌人的将领甚至君主有书信往来，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一点，我们通过石苞叫孙楚给孙皓写劝降信这件事儿就能看出来，后来羊祜和陆抗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不但没有受到非议，还因为惺惺相惜被人们传为美谈。可见，石苞和东吴帝国书信往来，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说古代官场混的，谁人背后无人参，司马炎作为皇帝，经常会从王琛这类身份的人那里收到各种捕风捉影的话，可是也没见他有多在意，也没见过那个封疆大吏因为这个被免职。可是，当司马炎听到久经沙场的石苞可能有不稳动向的时候，却立刻警觉起来，不过到底因为石苞是多年的老功臣，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人要是倒霉，真是老天爷都不给力。正巧在这个时候，吴国将要入侵晋的机密消息传到了石苞这里，石苞一听，马上命令士兵加固防御工事，阻断水流，防止东吴军乘船打过来。石苞在这里大搞防御工程，本来是为了防卫东吴，可是这种行为加上前段时间的谣言，就使得司马炎更加对石苞产生了怀疑，立刻把亲信们找来召开秘密会议，说：“东吴帝国每次入侵，总是襄阳、扬州两路进攻，从来没听说只打扬州一路的。”然后就讨论石苞是不是想要为叛变做防御准备。羊祜一听，赶紧反复的劝司马炎，石苞是司马家族的老牌儿干将，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绝对不会叛变，可是司马炎始终有疑虑，怎么也不敢完全相信。

当然了，作为刚登基的皇帝，司马炎对石苞有怀疑是很好理解的。寿春这个地方，对司马家族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打江山的老祖宗任内，这里发生过三次反对司马家族的兵变，要说不惊险那是假的，要说这几位前辈一点儿也不紧张那也是吹牛。现在司马炎刚登基，老百姓对西晋的认可度并不长，所以谨慎一点儿，小心一点儿，还是应该的。

但即使已经怀疑石苞，司马炎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真的会叛变，为了验证一下，他决定召石苞的次子石乔进宫商量事儿，只要石乔在洛阳，石苞即使想叛变，也肯定要顾及儿子，暂时也会按兵不动。也合该是石苞倒霉，就在这么要紧的时候，石乔又给他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当时，石乔正是尚书郎（国务院司局长），本来就应该老老实实呆在洛阳上班，司马炎找石乔，石乔却一整天都不见人影，司马炎一听，料定石乔一定是逃跑了，石苞肯定已经谋反了，这才赶紧调兵遣将。

司马炎刚登基，不管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朝廷的面子，都不能明明白白的说，他这么短时间内就怀疑给自己家族服务了那么多年的老牌儿重臣叛变。于是，他就找个了接口，对外宣布说石苞平时消极怠工，等到东吴快来进攻了才抢修防御工事，真是临阵磨枪，让老百姓又担惊受怕又日夜加班，这么不靠谱的人，必须免去他的官职。同时，司马炎立即派遣义阳王司马望带着大军去把石苞带回洛阳，又命令东莞（管）王司马伷也带领一支人马，同时向寿春进军。

石苞这边，丝毫不知道自己就要大难临头，还一心一意的继续加固防守。眼看石苞就要被不明不白的黑掉，或许会被杀掉的时候，他身边出了一个救星，这个人就是石苞还没正式上任的秘书孙铄。

孙铄，字巨业，河内郡怀县人（河南武陟）。他的出身也十分低微，年轻的时候和石苞一样，也是在县里当一个连职务都不清楚的小吏，后来河内太守吴奋发现了他的才干，才把他请来做自己的主簿（秘书长）。

在那个年代，身份低微却要做官，简直是一种罪恶。我们前面说过，在当时，中央的高官，被全国闻名的大士族把持；而州里、郡里、县里的长官虽然是中央委派，可各级地方的官吏，却是由各级的地方士族、地方豪强把持，这些人大多是本地的地头蛇，孙硕所在的河内郡也不例外。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同事们都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原因很简单，孙硕没有门第，是个穷苦出身。

吴奋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当他知道孙硕受歧视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后，立刻勃然大怒，马上利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当时的司隶校尉（首都军区司令）刘讷（ne四声），推荐孙硕做了他的都官从事（监察长），孙硕因为碰上了一个好上司，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不久，吴奋又向石苞推荐孙硕，石苞就聘他给自己当手下。孙铄在去洛阳的途中，路过许昌，碰巧与当时镇守许昌的汝阴王司马骏私交很好，孙铄就去看他。司马骏作为皇族和国家重臣，当然知道朝廷已经派司马望带领军队去抓捕石苞，他怕孙硕大好的前途受连累，就把这个机密消息告诉孙铄，让他先在许昌呆几天，别到石苞那里去陪着挨抓。

孙铄一听这个消息，并没有只顾自己，而是赶紧六百里加急从许昌跑到石苞这里，把自己听说的机密告诉石苞。石苞突然得到这种消息，惊得魂飞天外，一时间六神无主。还是孙硕反应快，劝他赶紧离开军队驻地，一个人老老实实出城到驿站，去迎接朝廷派来的军队。石苞看到孙铄这么意气，感动得老泪纵横，赶紧照做，等到司马望的大军赶到寿春，石苞已经在那里貌似高高兴兴的等了很长时间了。看到石苞居然这么听话，司马望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就向司马炎汇报了这个情况，司马炎听到石苞这么懂事，才放了心。等到石苞回到首都，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司马炎也没说什么错怪石苞之类的话，就让石苞乐陵公爵的待遇，在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情况下，退休回家了。

孙铄，字巨业，河内郡怀县人（河南武陟）。他的出身也十分低微，年轻的时候和石苞一样，也是在县里当一个连职务都不清楚的小吏，后来河内太守吴奋发现了他的才干，才把他请来做自己的主簿（秘书长）。

在那个年代，身份低微却要做官，简直是一种罪恶。我们前面说过，在当时，中央的高官，被全国闻名的大士族把持；而州里、郡里、县里的长官虽然是中央委派，可各级地方的官吏，却是由各级的地方士族、地方豪强把持，这些人大多是本地的地头蛇，孙硕所在的河内郡也不例外。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同事们都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原因很简单，孙硕没有门第，是个穷苦出身。

吴奋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当他知道孙硕受歧视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后，立刻勃然大怒，马上利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当时的司隶校尉（首都军区司令）刘讷（ne四声），推荐孙硕做了他的都官从事（监察长），孙硕因为碰上了一个好上司，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不久，吴奋又向石苞推荐孙硕，石苞就聘他给自己当手下。孙铄在去洛阳的途中，路过许昌，碰巧与当时镇守许昌的汝阴王司马骏私交很好，孙铄就去看他。司马骏作为皇族和国家重臣，当然知道朝廷已经派司马望带领军队去抓捕石苞，他怕孙硕大好的前途受连累，就把这个机密消息告诉孙铄，让他先在许昌呆几天，别到石苞那里去陪着挨抓。

孙铄一听这个消息，并没有只顾自己，而是赶紧六百里加急从许昌跑到石苞这里，把自己听说的机密告诉石苞。石苞突然得到这种消息，惊得魂飞天外，一时间六神无主。还是孙硕反应快，劝他赶紧离开军队驻地，一个人老老实实出城到驿站，去迎接朝廷派来的军队。石苞看到孙铄这么意气，感动得老泪纵横，赶紧照做，等到司马望的大军赶到寿春，石苞已经在那里貌似高高兴兴的等了很长时间了。看到石苞居然这么听话，司马望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就向司马炎汇报了这个情况，司马炎听到石苞这么懂事，才放了心。等到石苞回到首都，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司马炎也没说什么错怪石苞之类的话，就让石苞乐陵公爵的待遇，在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情况下，退休回家了。

石苞，一个一品大员，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被撤职，可是在朝廷里，却没有一个人替他鸣冤叫屈，还是邺城的奚官督郭廙（义）听到这件事，才独自一人给司马炎写信，说石苞丢官丢得冤枉。奚官督是干什么的呢，是皇家御马总管，是负责给皇家养马的，说精确点儿，也就是孙悟空担任过的弼马温。

石苞从司马师时*始，辛辛苦苦为司马家族打了大半辈子仗，受了那么多年的边关苦寒，背负了这么大的冤屈，到头来给他说话，却只有一个弼马温，真不知道石苞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心里是欣慰还是悲凉。然而，郭廙虽然人微言轻，但说石苞冤枉毕竟是事实，司马炎也觉得对待石苞有点儿苛刻，所以颁布诏书，想要任命他当司徒，可是立刻就有人表示反对，还说这样对待石苞已经不错了，干嘛还要再让他做官呢！最后，还是司马炎比较厚道，他力排众议，还是让石苞当了位高权轻的司徒，以后的石苞，就只能把精力放到种田种树、选拔官吏这类事情上去了。公元271年，石苞在司徒任上，平平安安的去世了。

从感情上来讲，石苞的遭遇，让人十分愤慨，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这却是很正常的，它其实反映了曹魏、西晋政治状况的最核心特点，这就是士族专权。我们在前面就说过，曹魏和西晋士族有三个基本特点，一个是父亲、爷爷、甚至更远的祖上都是做官的，还有一个就是有文化。从东汉时代以来孕育而成的曹魏、西晋士族集团，和出身低微的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几代做官，但除了这个，在他们眼里的外人和他们更深层次的差异，体现在文化认同感上。

东汉时代的名门望族几乎独占了读书、做官的权利，因此，自从东汉中后期以后，所有名门望族的家里，都会出现儒学大师、儒学名士，一个家族文化传承尤其是儒学、史学文化的传承，成为了名门望族的标准之一。曹魏帝国的士族虽然不全是东汉时代的名门望族，可是绝大多数都是文化人，都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学教育，他们以有文化、有修养、世代做官而自豪，有文化、有修养，也就成了曹魏士族最崇尚的标准之一。

从何晏开始，道家玄学学说逐渐兴起，发明玄学思想的何晏、王弼，把玄学思想发扬光大的阮籍，都是曹魏士族子弟，由于文化认同感相同，曹魏世族很快就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并且很快把精通玄学当成一种时尚，到了西晋建立，受过系统儒学教育，已经成了一个士族必备的条件，精通玄学，就成了西晋士族互相攀比、标榜身价最重要的砝码。在这样的文化风气里，文化不高的人、不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只会埋头干实事儿的人，会受到特别的鄙视，而且因为不符合曹魏乃至西晋以来士族的审美观，被划成另类，在感情上会受到排斥，在官场上也会受到排挤。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本身也是曹魏士族集团的一份子，而且还是最重要的一份子之一，他们虽然不认同玄学，但是认同士族审美观中的其他部分，这样，他们虽然也能够任用像邓艾、石苞这样出身低微的人，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和他们打成一片。所以，在司马昭时代决策核心里的外姓人，像何曾、裴秀、羊祜、贾充、荀勖，没有一个不是士族子弟，在地方上，虽然邓艾、石苞等极少数出身低微的人也成了镇守一方的大将，按照比例来说，这样的人能够出头的比例，实在是太小太小了，而且好不容易出了头的，还要受到普遍的歧视、压制、怀疑，政治生涯也坎坷得多。

孙楚是典型的士族子弟，也是典型的文化人，而石苞，是最典型的靠着军功才爬上高位的平民高官，所以，孙楚也像当时绝大多数有文化的士族子弟那样，在自己的官位比石苞低很多的时候，也敢只是因为石苞出身低微、没有名士风采就公然蔑视他，而且也不会受到重罚。而反观石苞，虽然他从司马师时代就受到重用，但由于出身低微，受到众多同事甚至下属的鄙视，即使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严重违背官场纪律，也没人给他做主，即使石苞做人这么低调、拥护司马炎那么高调，也总是被包括司马炎和整个西晋士族集团深深防范，然后仅仅因为一点儿不明不白的谣言，就被不明不白的罢官免职，以后再也没有受到重用，而且没有一个重臣替他说句公道话。石苞尚且如此，很多出身民间的英雄好汉，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石苞事件是司马炎时代的一个标志*件，他也是西晋王朝最后一个出身低微又能做到八公高位的人，从此以后，对于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来说，他们不管有多大能耐，不管立了多大战功，更难有上进之路，子孙后代也更难像士族一样享受世代做官的特权，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被提拔、被重用的、能够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始终是眼高手低、鄙视实干的士族子弟。又因为高官、将领大都是这幅德行，不仅是朝廷，连军队也都官僚化、士族化了，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国家最核心的实力——军队的战斗力也急速下滑，而且随着西晋士族越来越崇尚虚无、清谈，官场的应变能力、军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人浮于事、上下相蒙、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一遇突发情况，穷于应对、胜少败多，这给西晋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隐患的毒害将越来越明显。

当然，在中国仍然分裂的时候，为了统一全国，为了打仗，司马炎还不能把所有的官员，全都换成士族子弟，因为只靠书本、清谈和一个士族出身，根本没有办法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那遥远的两广越南，那块司马炎将要开辟的第二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