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潘氏对孙权也不象从前那么柔顺了。更离谱的，当孙权再一次卧病时，潘氏居然喜上眉梢，迫不及待地向中书令孙弘请教吕后执掌实权的手段，想要在吴国也来个依葫芦画瓢。

孙权渐渐发现了潘氏的本来面目，追悔不及，想要以“侍父疾”的名义，重新召回废太子孙和也明白太子孙和是无罪的。冬季，十一月，孙权祭祀南郊，回来后得了中风病，想要召孙和回来，但全公主孙鲁班可不想让父亲得以实现，与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商议：“如果孙和回来了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孙鲁班等坚持争辩说不能让孙和回来，于是就不召了。

孙峻，字子远，孙权宗亲，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年少时就显现出骁勇果敢，精明强干，胆大刚决。太子孙亮即位，孙峻升任武卫都尉，并任侍中。他成为了孙鲁班的情夫。孙权病重，觉得时间不多了，商议找个可以托付国事之人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认为他可承担大事。可是诸葛恪的狂妄的名声，孙权早有耳闻，孙峻说：“当今朝廷大臣之才，没有能赶得上诸葛恪的。”于是就召诸葛恪到武昌来。诸葛恪临行之时，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现在世上正是多难之时，望你每件事必先想十次再做。”诸葛恪说：“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只要想两次就可以了’。而您却让我想十次，这明明是认为我才能低劣！”吕岱无言以对，当时人都认为他失言。

虞喜论道：接受管理天下大事的托付，是最重的担子；以大臣的身分行使君主的权威，是最难的事情；一身同时承担这两件事而日理万机，能够胜任者是很少的。吕侯是国家的元老，经过深思远虑，才以十思告诫他，但被认为是说他低能而受到拒绝，这就是诸葛恪的疏漏，不具备机敏灵慧之处。如果顺着十思的意思行事，广泛地征询了解当时社会的事务，采纳善言比迅雷还快，听取谏议比刮风还急，怎能丧身殿堂，死于凶恶小人的刀下？世人注重他突出的辩才，欣赏他仓卒之间的应对，而耻笑吕侯的无言以对为浅陋，却不考虑安危、不思虑始终。这是只喜欢春天草木的繁花似锦、而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爽口。从前魏人伐蜀，蜀人去抵御，精兵整肃待命出发，而费却正在与来敏下棋，毫无厌倦之意。来敏认为他必能打败敌人，这是说他内心已确定高明的策略，而外表毫无忧色。何况长宁认为君子面临大事就恐惧谨慎，善于谋略才能成功。蜀是个小国，而且面临大敌，其所谋划的只应是坚守或交战，怎能过多地自负自傲，而安然对敌毫无忧患之意呢？这就是费的性情宽厚简忽，不提防细微之处，所以终究被投降之人郭循所害。这难道不是凶兆见于彼而灾祸成于此吗？以前听说长宁鉴别文伟，而今见到诸葛恪拒绝吕侯，二事大体相同，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借鉴。

）诸葛恪到达建业，在卧室内谒见吴王，在床下接受诏命，以大将军的身分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少傅；诏命有司各种事务一切听命于诸葛恪，只有生杀大事，事后要报告。并为他制定了群官和各部门拜见的礼仪，各有不同的规格。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郡人滕胤为太常。滕胤早年就迎娶了孙权叔父孙静的孙女，孙奂之女三十岁时，担任丹杨太守，后又担任过吴郡和会稽太守。滕胤经常上表陈述自己的施政主张，反映民间的风气优劣，对国家政策多有匡弼。孙权十分看重滕胤，甚至因此而增加对公主赏赐。但滕胤没有因此志得意满，他得到的恩宠越多，担任职位越高，越发谨慎小心，谦卑待下。滕胤每次主持诉讼及断罪时都对与讼者观言察色，务求判决合符情理。所以人民每有冤情都会向他申诉，每到一处都享有声望。

公元251年（蜀后主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有望气者（观云气测吉凶之人）指都邑无宰相位，因此入冬后费祎复北屯于汉寿。

吴大司马吕范次子吕据最初因父亲的功勋而担任郎官。后来，吕范卧床重病，吕据被任命为副军校尉，辅助吕范掌管军事。黄武七年（228年），吕范去世，因吕范的长子早死，故由吕据继承吕范的南昌侯爵位，并升任为安军中郎将。吕据曾经多次征讨山越，各处深险僻峻之地，只要他去攻打都能取胜。黄龙三年（231年），吕据跟随太常潘濬讨伐五谿（古代少数民族），再次立有战功。赤乌四年（241年），车骑将军朱然进攻樊城，吕据与朱异攻破樊城的外围，回师后被任命为偏将军，入朝补任马闲右部督，升任越骑校尉。

太元元年（251年），因大风使长江水涨泛滥，渐渐淹到城门，孙权派人观察水情，只见惟有吕据派人备置大船防备魏国进犯。孙权对他进行嘉奖，任命他为荡魏将军。孙权重病卧床时，任命吕据为太子右部督。

就这时候，吴国大帝孙权去世。太子孙亮正式即位，次时代真正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