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任命张纮为长史，随军征讨合肥。孙权率领轻骑准备亲自前往突击敌人，张纮劝谏说：“兵器即是凶器，战争即是凶险。现在您依恃旺盛雄壮的气势，轻视强大凶暴的敌人，三军将士，无不寒心，虽说斩敌将夺敌旗，威震敌军，但这只是偏将的责任，而不是主帅所干的事情。希望您抑制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猛鲁莽，胸怀成为王霸的大计。”孙权接受了他的建议而放弃了行动。

回师后，第二年孙权准备再次出兵，张纮又劝谏说：“自古以来帝王是承受天命的君主，虽有皇灵辅佑在上，文德传扬于下，也要依靠武功来昭其勋绩。然而武功贵在因时而取，然后才建树威势。如今您正遭遇汉家四百年未有之厄运，有扶助危难之功业，理当暂且隐伏偃息军队，广泛开垦农耕，任贤使能，务须崇尚宽和仁惠政策，顺应天命来施行诛讨，这样就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天下平定。”

孙权亲自攻打合肥想开拓西、北两边战线。当时合肥太守为扬州（与今日之扬州市无关）刺史刘馥，孙权将军队围住合肥，另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但不成功。

曹操接到消息后，派将军张喜带兵解围。守合肥的是刘馥、蒋济，江东军是孙权。张昭、张纮，至明年，合肥城久攻不下。孙权想率轻骑亲自突击敌人，不过张纮进谏道：“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用兵是一件凶器的事，战争是一件危险的事。现今我军麾下恃着盛壮的气势，忽然以强暴般的战斗，三军的士兵，莫不心寒。虽然可能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威震敌场，但这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将宜做的事。希望你能抑止贲、育之勇，怀有霸王的计谋。）”孙权便不再想突击。

而合肥城经过数月的攻击，又连连下雨，城墙将崩，于是刘馥以草和棕榈叶补上城墙，夜晚则点火照亮城外，观察敌人行动以作防备。另一方面，张喜援军仍未到达，别驾蒋济便向刘馥献计，伪称四万援军已到雩娄，派主簿假扮迎接张喜，并命三个守将带信出城后装作偷入城。当中，一个成功回城，两个却被孙军擒获。孙权得信后，相信曹军会有四万人来救，便烧阵撤退，合肥之围得解。孙权也听从之前张纮建议而撤军

撤军后，周瑜与甘宁认为应该西取巴蜀，益州牧刘璋早就法度纲纪颓败废弛，孙权就此事征询刘备的意见，刘备心中有自己的打算，假意对孙权说：“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请求。

张纮建议应当离开吴郡移都秣陵，孙权依从其说。孙权让张纮回吴郡接来家眷，走在半路上张纮病逝，卒年公元211年。

临死前，他授意儿子张靖给孙权留下书笺说：“自古以来有国有家之人，都想修治德政来兴隆盛世，至于他们的治理，大多没有理想的结果。并非没有忠臣良将相辅佐，不是不明白治国的根本，而是由于君主不能克服自己的好恶情感，不善于听取意见。人之常情是畏难趋易，喜好相同的意见而讨厌不同的意见，这与治世法则正好相反。《易传》有言‘从善如登山，学坏如崩山’，是说学好不容易。君主继承数代相传的基业，凭借自然的趋势，掌握着驾御群臣的八柄权威，乐于做好做的事、听好听的话，无须向他人索求什么，而忠臣心怀难于进用的治国之术，说出逆耳的忠言，两者不能相互合意，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不合就会产生隔阂，巧言令色之人便乘虚而入，君主就会被假忠迷惑眼睛，贪恋小人的恩爱，于是贤愚混杂，长幼失序，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人情关系扰乱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故此圣明的君主醒悟到这一点，如饥似渴地寻求贤才，不厌其烦地接受忠谏，克制感情、减抑情欲，为了道义而割舍恩爱，在上者无偏颇错误的任命，在下者也就绝了非分之念。您应当加以三思，忍受辱垢、掩藏锋芒，以成就仁义泽被天下的大业。”张纮卒年六十。孙权看了他的遗书涕泣交流。张纮著有诗赋铭诔十多篇。

（张辽、乐进、李典合肥战孙权是曹操二征孙权之后的事情了，这里是第一次合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