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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李国文读史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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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3)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p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p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p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p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s,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宁馨儿”的下场(4)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me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j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me,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博士买驴(1)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c;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d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y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y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c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