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

气氛越来越紧张。

倒不是说抓捕我的行动有什么风声——有这风声我也收不到——应该说躲了一个多月，长川警方总得松懈一把，把我的消失理解为外逃了吧？他们不可能永远处在布控搜捕状态。

只是因为年底，各种部门的各类检查多起来，劳动局查上岗证，居委会查暂住证，昨晚上更过分，派出所来人偷袭，半夜三更到工棚查身份证！还好老子机警闪得快，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躲在厕所里抖了半天，公安走了才敢出来，冻得脸色那个绿啊，还让工友们怀疑我眼神不好，一不小心掉茅坑里了。

不能这样下去，上得山多终遇虎，不想个得力的法子，总有一次会被活捉的。

所以，我从工友那里收了件旧大衣，然后每晚就和衣躺到一个桥洞里，跟那些流浪的哥们为伍了。

是寒碜了点我承认，我也不想这样，可是真没办法，我没地方睡。旅馆酒店？没钱没身份证；跟人合租个出租屋？那里查证比工地还频繁。

不睡不知道，其实这桥底下条件算不错的，通风透气不说，弄手机也不用躲着谁。关键好处还是在于没人管，最多来几个民政局的搞收容——他们手里边没枪，工作意志也没有公安坚强，只要我跑得比他们快，也没见人家跟抓逃犯似的没命地撵，跑没影也就算了，转个身回来接着睡我的，很好很强大，嘿嘿。

白天仍然在工地做事，就是眼神不太好使，让我觉得有点麻烦。

于是我在两个工友的陪同下，去看眼睛——不拉人陪着不行，就算边上没美女，我走路也能把自个撞电线杆上了。

是一家专业眼科医院，私营的，态度跟公立医院差不多，比较冷淡——很明显这跟我们一行三人劳苦大众沧桑的造型有直接关系。

大夫掀掀我的眼皮，拿聚光灯照了一回，马上就得出结论，他好象说我一个什么膜破了。当时就吓我一跳，也没听清楚到底是角膜视网膜还是其他哪个膜。

“局部坏死。”大夫简单地说，“有失明可能。”

“失明？”我有点发愣，“多大可能？”

“很大。”大夫说。

“哦。”我说，“能治吗？”

“能治。”大夫说。“换一个就行。不然就失明。”

“嗯，换——膜。”我沉吟了一下，“那就——换吧。”

“要很多钱的。”大夫好象不打算搭理我了。

“钱？要多少？”我无可奈何地问，我的手插在袋子里，手里攥着我的全部家当——应该不超过500块。

大夫回过头来打量一下我，“很多。”他说。然后大夫把脸转回去了。

“哦。”我明白了，我把钱掏出来，“那就——帮我开两瓶眼药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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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药水看上去没起到什么作用，好象不能修补我的膜，失明成为可能。

我被解雇了。

不需要太多理由，就是因为眼神不好，我这摔倒的动作有点多，工头就辞了我——他说不想我死在工地上，让老板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