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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全国的政治氛围为之一紧。

官员们不知道皇上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尽管他们都不愿意被削权，但有东林党和这一百多名刚被评了“浮躁”的官员的前车之鉴，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但沉默不等于不反抗，他们的反抗方式是拖延。

要是有可能，他们希望慢吞吞地移交个一年半载的，然后静观时局变化。

毕竟，这种事亘古未有，兴许皇上回头转变了想法也说不定呢？

再或者，朝中大员会不会有所动作？

秦书淮和崇祯自然料到了这个局面。

官员用拖字诀没关系，有的是着急要抢他们的权的人。

那就是这两个月来培训出来的五百名提刑官。这些提刑官一半是从提刑按察使司挑来的，业务熟练，风评尚可，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功名在身但尚未为官的书生中选出来的，秦书淮希望用他们的“书生意气”来为司法公正开个好头。

每一省设提刑按察使一名，副使两名。

提刑按察使由原先的正三品提升为从一品的大员，与督抚同级，并不再受督抚、布政使管辖，而是由刑部直接管辖。

下面的每个州、府、县都设提刑按察州使、府使、县使以及佥事，具体管一地诉讼、刑事，也不受当地官员管辖。

而且，为了让各地提刑按察使有底气和当地官府叫板，秦书淮还在各地设立提刑衙门，提刑衙门的规模和行政衙门的规模一样大，比如县级提刑衙门，就和县衙一个规模，连形式上都不低县衙一等。

这第一批五百名提刑官下放到地方后，很快就逼着各地父母官交出审判权。交权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要他们自己发告示，今后邻里纠纷、司狱诉讼、各种官司全部要去提刑衙门打。

与此同时，提刑使门则拿着朝廷的特批款，到处找房子，争取把办公地落实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当地其他官员帮忙，以保证他们从建立之初就具备独立性。

总之，今后无论县令、知府乃至督抚，敢擅自审判者，一律革职严办，而且审判结果无效。

可想而知，这种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力的事，这些提刑使能不积极吗？

除了提刑按察使，新政还下令总督从正一品降级为从一品，并且只统领辖地兵马，相当于分军区司令，而不得参政。

而巡抚则和总督同为从一品，两者评级。巡抚只负责一地的行政，不得插手军事、审判事。

此外，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不得设于一处，总督麾下兵马的钱粮全部由朝廷拨给，而不可本地解决。巡抚收到税赋后，一律上交朝廷，而不再送往总督府，总督府无权动用当地税赋，否则以谋逆论。

……

天下官员观望一阵后，依然没能等到反抗的出头鸟。

原因很简单，军方全部支持朝廷。

一方面是秦书淮的威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本次新政军方的利益不但没有波及，反而有了提升。比如他们再也不用受多体系指挥了，再比如他们的待遇特提高了。

这样一来，朝廷的铁腕就有了基础。

新政，在举国的震惊、迷茫、彷徨中有条不紊地推进。

终于，一批又一批官员开始理解并接受了新政。

因为他们没得选。

尤其是一批新上来的基层官员都十分卖力，一遍又一遍地向农民、商户、乡绅们解释新政的用意。

他们为什么卖力？

因为他们的政绩和新政的落实密切挂钩。

比如，今年各地主政官员的考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无地佃农、流民得到耕地的数量和比例。

这个指标，按照秦书淮的说法，叫“一票否决制”。

简单说，就是这项工作不达标的，别的工作干得再好也得滚蛋。

这些基层官员寒窗苦读十余载甚至数十载才混到一个官位，自然不愿意再轻易失去。

于是他们立马各展其能，挖空心思地去说服本地的大地主们卖田。

这殷勤的程度，简直比后世的“中介”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某某大户家有良田千顷。那好极了，县令先派里正去打前哨，大大地宣扬一番“政策”，接着是县主簿拎着礼品去“探望”，好一阵嘘寒问暖，最后县令老爷亲自出动，舔着老脸亲自登门去也。

弄得你不卖地都不好意思！

华夏民族强大的执行力在这一刻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执行得有些扭曲了。

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陕南某富户想开个商行，按新政律当去县衙办理“执照”，结果县令阴阳怪气地磨蹭了好些天都没给办。细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知道他家里有三千亩地，放话出来他要是不卖了多出来的二千五百亩良田，就绝不给他办“执照”。

淮南有个县令，以修淮河为名征发民夫。往年这种事，大户人家只要出钱就能免此徭役，不过今年钱不好使了。县令也是贼坏，专门征发大户人家的儿子，说什么一视同仁。这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哪干得了这种活？纷纷前去求情。结果县令明里暗里地表示，只要他们把多余五百亩的地都卖出来，就可以免他们徭役。

总之，要说这些基层官聪明，那真是聪明到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