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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春，刚刚过完大年还不久，四九城里的喜庆气氛还未完全散去，连空气中都似乎还残留着爆竹的香气。因元宵佳节放开的宵禁虽然已经重新开始执行，但还并不甚严厉，即使一更三点的暮鼓已经敲过，京师的大街小巷里还是不时能看到行色匆匆的马车和行人。

铺着青石板的街道上小队的兵丁在往来巡视，毕竟是天子脚下，一个个都是披挂齐全，一手握着刀柄，一手提着有五城兵马司字样的灯笼，昂首阔步，煞是神气活现，与边军衣衫褴褛，刀钝弓折的倒霉模样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神气是神气了，里子却只是银样镴枪头，怕是济不得什么事，比如说街道上的车马行人这个时辰出行按规矩是要挨五十板子的，但巡城官兵们却是视若无睹，恍若未见。无他，这个时辰，普通老百姓都早早地在家中歇下了，敢在大街上随便走的多半都是非富即贵，五城兵马司不过是个正六品的衙门，在这高官遍地的帝都，惹不起的人物太多，没的多管闲事闹得个吃不了兜着走！

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是横贯内城南城墙的三座城门，它们是京师内外城的分界线。这三座门的北边是内城，也是成祖皇帝当初迁都北京时营建的天子居停之所，庄严巍峨的紫禁城就在其内。南边则是京师外城，占地其实比内城还要大些，半包围着内城，两者的城墙连成了一体，呈现出一个奇怪的“凸”字形。

内外城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内城是明初国力强盛时所建。建筑规划整齐有序，庄严恢宏，端的是一副天朝上国的气派。不要说红墙黄瓦。雕龙画凤的紫禁城了，就连遍布城中的每一条坊巷胡同都被收拾得纵横笔直。井井有条！

自然的，内城居住也就成了上流社会无可争辩的特权。

外城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十余万骑直薄北京城下，诸路勤王援军皆溃，俺答纵兵烧杀抢掠后大摇大摆地沿原路返回。痛切于此，嘉靖皇帝责令严嵩主持在京师外围再修建一道城墙，以在外敌入侵时多一道缓冲。只是此时的大明朝国力已远不如国初。只修了一半就草草收尾，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模样，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既然是这般草草筑就的外城，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严谨的规划，旁逸斜出的街巷，肮脏杂乱的市集，低矮弊旧的平房就成了这里特有的景象。

在上流社会人士的眼中，所谓“外城”自然也就成了贫民窟的代称，若非因为宵禁比内城宽弛，以致风月场所和酒楼赌馆极多。居住在内城的上流人士们那是绝足不会踏入外城一步的。

这种固化的印象甚至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存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的士司机都可以跟你津津乐道北京的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北贱”是清朝才产生的说法，出处不详。有兴趣者可以自查）。

在这崇祯二年二月初的外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三五成群猬集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灾民乞丐，整个街景本就乏善可陈，现在竟比平时还要邋遢出十分去。

近年来这种景象已经是常态了，明末的旱灾是小冰河的气候引起的，影响范围极广，遍及从辽东到山陕的整个华北地区，京畿自然也在其中。与山陕不同的是。京师作为大明王朝的心脏，有从大运河从南方输送而来的漕粮供应。而且这里毕竟是天子脚下，赈灾的力度无论如何也比地方上要强得多。自然吸引了四方求活灾民都拖家携口投奔而来。

听其口音，这些人里不少都来自近畿的昌平、顺义等县份，放在现代都属于北京的郊县了，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外乡人，而更多的人是从更远的滦州、永平、大同而来，甚至其中还夹杂有许多操辽东口音的灾民，那自然是前几年王化贞、熊廷弼大败于建虏，数十万辽民奔溃入关遗留下来的恶果了。

灾民人数众多，鱼龙混杂，内城自然是严令禁止他们入内的，又没处收容，于是大量的饥民只得三三两两地猬集在外城的大街小巷中，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为着害怕冻死，挤做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