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此后之所以被卷入“间谍案”中，概因他在给北方朋友回信时对目前根据地内的“政治运动”提出了异议，对孙中山另行组建“中华革命党”做了一些批评。黄诚平时就有“人民群众”盯着他，他与北方朋友来往的信件暴光后，涉及到了时下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中还涉及到一些军事情报，社会部收到检举后立即进行了调查。

文人受到排挤时他们总喜欢谈谈时弊来发泄不满，而这些话自然就在成为了他们反革命、反三民主义、反对孙中山的最有利、最直接的证据。

调查黄诚案的过程，调查人员发现其来往信件中涉及一些军事报告，调查人员随即对军事泄密进行调查，导致现任军政府部分人员以及一些预备军官牵连其中。

军队不能乱，这是杨洪森一开定下的大基调。

不过在“黄诚间谍案”发生后，大清洗开始扩大化，清洗对象不再仅限于右派连左派也有所牵连，甚至这把火都烧到了“社会人民党”身份，这样的势头非常的不好，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年轻的“社会人民党”是经受不起的。所以在政治协商大会上，杨洪森指出，“此次运输的目的为是纯洁革命队伍，增加革命的凝聚力。我们的宗旨应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原则……，……，很多同志的本质上是好的，作为坚定的革命者，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不应当粗暴地拉纲上线，统统的打倒……，……。”

根据杨洪森在政治协商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发特xx号批示，对“黄诚间谍案”发出了建议函。

“特别法庭”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对首犯黄诚终审判决死刑，对其它涉案的326人分别给予了减轻和减免处罚。

第一阶段的“清洗”在杨洪森的行政性干预下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不过这个时候在日本的孙中山对国内的“清洗”运动大为赞赏，对杨洪森在政治运动分寸的正确把握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根据国内的“清洗”中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在日本机关大会上提出了“两个加强，即加强三民主义的理由学习，加强三民主义与革命活动相结合。”

会上孙中山点了杨洪森的名字，称其为“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家”。

这位被孙中山最亲密革命战友，在得到如此高度的评价后，步子放的更快，胆子放的更大了，国民党在安徽、江西先后被查封。在“中华革命党”支部未成形，国民党支部处于瘫痪之机，“社会人民党”却在蓬勃的发展。

杨洪森的这种扩张搞的太明显，在北方的袁世凯都看的很清楚，何况是身处在风暴中心的宋教仁。

袁世凯是个野心家，杨洪森则是阴谋家。

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局面就是他一手制造出来的，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孙中山却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各项工作交由杨洪森负责，而这一期间国内支部建设缓慢，渐渐的它们开始沦为了“社会人民党”的附属党派。杨洪森不是在帮助孙中山确立领导权，而且在为自己建立威信，抢孙中山的班，夺孙中山的权，颠覆孙中山的领导，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宋教仁绝对不能让杨洪森的阴谋得逞。

可是在目前的革命环境下宋教仁选择了妥协，默认了杨洪森的种种行为，但是他也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比如说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的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而杨洪森正利用了这些问题，国民党必须重新确立孙中山的领导核心地方，明确“三民主义”，对于部分党员该开除的要坚决开除。杨洪森对宋教仁的改组活动不但不在意，反而以一位伟大革命家的胸怀给予了帮助。

宋教仁是不会被杨洪森的那张面具所迷惑的，在他看来杨洪森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在等时机罢了。杨洪森经常把自己形容成一名普通的“三民主义”的实践者，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的一系列“三民主义”实践是成功的。孙中山提出理论，杨洪森不但完善他的理论，而且还成功实践了这一理论。所以，他面为了一个比伟大领袖还要伟大的存在。

宋教仁不是对杨洪森有什么成见，只是他无法了解这个人。杨洪森是一个革命者，至少目前是这样，以后会如何他不知道。所以他宁可向孙中山做出妥协，也不会把未来交给一个不知道的人。可是未来杨洪森他知道。要知道不管这世界怎么改变，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惨酷的未来告诉杨洪森，主动权一定要握在自己手中，人民币一定要存在自己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