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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水师演习之后，李国楼跟随李鸿章，在直隶地区展开巡察，在每个省城开千人大会，把大清改制的春风带到各地。一般由李鸿章做主报告，李国楼做副报告，当地官员做结束语，一堂大会要开半天时间。晚上的接风宴，李国楼只带一个夫人出席，即保持威仪，又让心怀叵测的歌姬，知难而退。

一个多月的会海议政，让李国楼苦不堪言，奔波劳碌不说，这自家的生意顾不过來。做官就是会议多，李鸿章每天收到朝廷的文书，还要征询李国楼的意见，简直把他当做书办用。

李国楼发几句牢骚，想早点回京，不想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被李鸿章狠狠的批评一通，告诫他戒急忍用的道理。想要政令通畅，就要和下面处理好关系，面对面的交流才最有效，行政命令，不止靠一纸敕令，与人沟通，妥善解决各种问題，才是为官之道。李鸿章又说了一大堆关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长篇大论，让李国楼站了老半天。

李国楼诚恳的做了千字书面检查，这才得到李鸿章的谅解。趁着会海的间隙，李国楼还察看了地方民情，体恤下面官员办事的难处，带着四位夫人做送温暖活动。

沿途官道两旁以瓦房居多，但只要是小道，就以茅草房居多，热闹的城镇讨饭的人扎堆，大清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寒风中身穿破衣，手捧一只破碗，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看见马队已经，立刻來精神，跪在地上讨要钱财。

李国楼一路看着这一幕，心情变得沉重。他对农村建设沒做出多大贡献，只搞了变相的土地改革，但沒有动摇农村乡绅阶层的根本，农村还是贫穷落后，穷人还是穷人。他的大清工业改制道路，沒有让广大农民得益，还让城市和农村的面貌更加二级分化，这是不好的先兆，会让更多人产生仇富心态。

怎么样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呢？李国楼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在随后的巡察中，李国楼的身影出现在农村里，和地方官吏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題。

大清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大清入关以后，曾将明朝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初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來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朝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大清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官场历來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多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依仗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

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

此时，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