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着。

过了两日，他才知道，他因昏迷不醒被人送到了救助站，已经在医护病房里躺了七天，那个女子是护士，就是护士剪了他不好打理的头发。

清醒过来的杨砚不能住在医护病房里，他被送到了一间约莫能住二十人的屋子，屋里霉味很重，只有一扇朝北的窗户，上下铺，厚厚的军绿色被子，这里算上他，一共住了十二个人，除了一个十岁小孩外，全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或防备拘谨，或愁容满面，或目光呆滞，或像疯子一样傻笑。

在这里，要穿一样的衣服，一日两餐，每天晚上九点熄灯睡觉，早上八点起床跑步

第一个和他说话的是十岁小孩，“哥哥，你这么高也赚不到钱吗？我要是长到你这么大，就去搬砖，我听赵叔说，他儿子在工地一个月能挣四千多块钱呢！我想赚钱给妈妈……这样我妈妈就不会走了……”

他说着说着，呜咽呜咽的哭了起来。

杨砚觉得，这个世界处处美好，他没必要哭。

男孩哭了半天，没人理会他，他又擦干眼泪笑了起来，“我以后要赚大钱，这样我就可以雇好多好多人找我妈！”

隔天，男孩被人带走了，说是要去福利院，一个比救助站安稳的地方，杨砚也打算离开。

他还要去找望舒。

穿着明亮制服的工作人员机械式的问他，“你有什么打算，要去哪？”

“去……找家人。”

杨砚其实不知道该去哪找望舒，望舒没和他说过家住哪里。

或许是因为没有必要。

小孩说过，只要赚了钱，就能找到家人，杨砚想赚钱，他问救助站的人，“你知道，哪里有工地吗？”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给救助站里四肢健全的年轻人介绍工作，并庆幸他们只是一时落魄，不是懒惰的流浪汉。

杨砚被介绍到了一处工地，包工头拍了拍他结实的肩膀，乐呵呵的留下了他，一个月三千块钱，还提供住宿和三餐。

他的工作只需要把红砖搬到推车上运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就能赚到钱，比起靠天吃饭的日子，搬砖轻松又简单，杨砚很满意。

就是住的地方差了点，比救助站脏乱百倍，同住的工友们总是狭小的钢板房里吞云吐雾，说些不好听的荤话，咒骂工作辛苦，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拿着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父母，妻子，儿女，糟糕的生活在他们嘴里变得美好起来。

可放下电话，他们还是会抱怨饭菜难吃。

工地的饭菜都是一大锅炒出来的，看着不美观，味道也不好，不过杨砚吃着很满意，有米饭，有白面馒头，每次吃饭就属他吃得多。

刘娟是工地的厨娘，比他大三岁，知道他举目无亲，拿他当弟弟一样照顾，盛饭的时候常常在杨砚的盒饭里多放几块肉，还在全国人口普及的时候帮他办了户口，生日随便填的，出生地是刘娟的老家。

杨砚拿到户口本的那一刻，心里是很满足的。

他也是这个美好世界的一份子了。

杨砚渐渐的适应了工地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上工，晚上八点休息，从春天到夏天，三个月时间转瞬即逝，他攒下了八千九百块钱。

他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双胶鞋，三十块钱买了牙具洗脸盆和毛巾，剩下那五十是用来办户口和身份证的。

下铺的工友实在不能理解他这样的年轻人是怎么做到一分钱不花的，不由调侃他是不是要存钱娶媳妇。

杨砚想了想，点头。

工友抱怨，“哎……是得存钱啊，这年头没车没房上哪娶媳妇去，总不能让人跟着咱吃苦受罪住钢板房，”

这句话像是一把刀，用力的扎进了杨砚的心。